今月九日都进奏院递到诰命，授臣朝议大夫，充天章阁待制，差遣、勋赐如故者。斗筲之器，常惧满盈；天地大恩，岂宜忝冒（中谢。）。伏念臣秉心拙懦，涉世迂疏。托先臣之绪馀，叨圣朝之禄任。偶超末路，获玷清途。当英皇御极之初，擢居言职；会先帝承祧之日，复在谏垣。一无建明，再取罪戾。起废旋沾于雨露，包荒实赖于乾坤。预八使以观风，假一麾而出守。俄升内阁，俾治西州。虽夙夜以在公，终负乘而致寇。尚蒙善贷，得逭严诛。去国累年，屡转萍蓬之迹；爱君一志，常倾葵藿之心。辽水犹冀于鹤归，荆山遽悲于龙去。皇明嗣统，圣治惟新，适当兵赋之馀，尤重边防之寄。特还故职，再领旧封。任总连城，时方累月，遽膺宠数，遂越众人。况素乏于事功，恐难堪于侍从。虽大君之命，义不当辞；然匹夫之诚，志有难夺。伏惟皇帝陛下圣文天纵，睿智日跻，迈虞舜之聪明，继商宗之恭默。正人汇进，率土阜安。岂兹孱微，敢当柬拔？非矫情而固避，惧过分之难胜。仰祈宸严，追寝成命。力小任重，实畏于官箴；天高听卑，愿从于人欲。

臣伏读正月二十三日诏书，求言于󲦤绅之彦，刍峣之微，以为：「厥今百度未釐，三边未靖，人才乏而未究搜扬之术，民力困而未明惠养之方，救此弊端，宁无良策？乃若箴规主失，指摘官邪，人所难言，朕皆乐听」。臣读至此，未尝不耸动太息，识陛下望治之切也。窃惟陛下嗣登大宝十有五年，内无宫室苑囿之美，外无弋猎狗马之好。以此为治，宜将上咸五帝，下登三王。然而奸臣所以怙势，公论所以靡容，屏蔽聪明，排斥忠直，致使更化再踰于月律，求言罕见于奏封，有如诏书所云者，则为治之道，岂固有所捍格而不可至哉？祖宗设求言之法，其于人主之一身审矣。台谏之职所以议论是非，给舍之官所以纠驳章奏。侍从之有己见，则论思者可以无废职；史官之有直前奏事，则记注者可以无隐情。至于讲读之侍燕閒，两制之备顾问，朝殿之有轮对，暇日之进故事，莫不启沃帝心，助成圣学。下至于主兵官之有倚仗，枢属之有承旨公事，外任官之有朝见朝辞，草茅韦布之有封章，亦皆互相发明，无有壅蔽。朝思夕惟，可因否革，与二三大臣谋谟而力行之。造命于上者谓之万几，著见于下者谓之百度，顺此而行，何治之不致？陛下在潜邸时，尊儒重道，讲论经义，无有厌斁。龙飞之初每欲延见旧学，咨询治道，收召名儒，虚怀听纳。当此之时，天下仰望，谓高宗、孝宗之治指日可见。自庆元改元之后，当宁恭默，大臣奏事不闻有所折衷，小臣奏事不闻有所训饬，士大夫绝念，谓陛下无意于政矣。今者大明公道，诏求直言，治病于已病之后，改过于悔过之时。是宜明哲未临，奸蠹晛消。然而外郡章奏累月不下，军机急速踰月不行，省部之事未免稽留，朝堂之务失于丛脞。内而京局，外而州县，奉行不虔，绝意治功，置邮传命，稽违程式。无前日专权之患，而有上下不任责之忧，此则勉强之道未行，而瞑眩之药未进也。木本无蠹，根不茂则蠹有时而生；人本无疾，气不盛则疾有时而作。人主于刚健之时，明君人之道，审为政之理，则奸邪无自而执柄，近习无自而用事。惟夫玩时愒日，不以稼穑艰难为忧；居安忘危，不以祖宗积累为念，则贤人君子必皆遂其难进之心，憸人佞夫复有以坚其患失之意。利害莫从而上达，福威因得以下移。百度未釐，当必由此。今不开公正之门，鉴偏信之弊，而独拘拘谫谫，守常执固，以簿书为实政，以岁月为无用，此何时也，而固为是不切之政耶？陛下闵百度之未釐，则必以持守为难，以逸豫为戒。大臣造膝必与之反覆详尽，群下进见必为之谦虚接纳。至于军国庶政，亦以委任责成，等计见效，正不在于惩沸而吹齑也。臣闻兵所以拨乱，亦所以起乱。因乱而拨之者，其兵直；无乱而起之者，其兵曲。古人之用兵，一皆为民而已。彼其困于锋镝之惨，弊于转饷之劳，父子不得以相见，兄弟妻子不得以相保，闻拨乱之声，则必欣欣喜色而相告，此箪食壶浆之礼所以至而「奚为后我」之言所以发也。若其耕田凿井以为乐，仰事俯育以为安，身不履行阵，老不见兵革，闻起乱之声则必疾首蹙頞而相告，此岂言语之所能诏告，而刑罚之所能驱迫哉？是故圣王重兵，生民厌兵，老师宿儒不敢谈兵，武夫悍将不敢佳兵，顺乎天而应乎人，如此而已。彼首兵议者何所见而为之耶？谓国论已定欤，则朝行而夕改矣；谓国势已振欤，则兵冗而将骄矣；谓国用已备欤，则帑无十年之财，廪无一年之蓄；谓敌人已弱欤，则起兵百万而空虚之證不见，开边三年而中原之豪杰未归。兵已连而不解，和已议而难成，遂致贻忧君父，流毒百姓。三边之未靖，将何术之可救也？疾痛未深，可以导引转；祸患未成，可以言语感。今起兵衅而失地利，求和议而竭国力，诛首谋不足以厌其心，频遣使不足以得其意，事势急矣，非可以常说解也。主国是者贵持重，决大议者尚操略。夫恃强则欲战，畏弱则请盟。寒气至而厉甲兵，煖气效而弛边备，则庸人妄夫皆足以有为，何贵乎豪杰之士应酬万变而不穷也？敌虽剽劲，而兵机变诈乃其素讲，非如中国之人习熟礼义，遇有缓急，取兵事而徐议之耳。彼其大举于丙寅，以威声胁我；疲敝于丁卯，以和议款我。察其情实，岂不以岁币为利？惟其所问辄应，所求辄得，以我为易与，而直以无道行之。若又处之不得其宜，行之不得其道，必将违其本心，纵贪饕之欲而未已也。夫语杀人者未必杀人，以其谋之浅也。然而人或不畏，则怒而杀人；畏之已甚，则逞而杀人。杀不杀在彼，备不备在我。实利实害，不系乎畏不畏也。勿谓求之太过，可以得其心；拒之太峻，无以制其命。彼诚欲来，非可以盟誓沮；彼诚不来，非可以言语化。其和也，则不来为正兵，来为奇兵，其不和也反是。此靖康之和，立变于顷刻之间；绍兴之和，反覆于数年之后。事有商鉴，不可泯没，则兵之用否，不在于急和明矣。陛下念三边之未靖，莫若迟留小使，督责边备，内为不必和之实，外不没可和之名，使之不测事端，君臣相怨，假以数月，便见真伪。设复大举，则其民固已怨矣。欲进而此已戒严，欲退而彼有叛兵，辛巳之胜可复见于今日也。人才之未尽，非搜扬之所能得也。昔者尧舜，继轨元恺，至汤武革命，伊吕耦有。如是之时，则必有如是之用，不借于异代久矣。以贤驭能则人才众，以能驭贤则人才寡。非众寡有时而不同，亦进退有时而消长也。是故才满天下，真才不百一。茍其有所抱负，思欲自效于一世，则必居易以俟时，藏器而后动。上之人不思有以善用之，喜材术而鄙礼义，重奔竞而轻恬退，则识时之士必有相携持而去者矣。礼不重无以致纯儒，爵不吝无以慰志士，忠佞并进则忠者退，贤不肖混淆则贤者羞，此当馈所以无益于兴嗟，而临朝者有时而叹息也。十五年来，士大夫之心术坏矣。上焉者不爱其身，以言语得罪，或削籍而远屏，或卧家而待尽。次焉者偷生仰禄，以职业自见，或谆谆于田里，或切切于簿书。是皆中人以上有所持守，为时奋发，可以倚仗。其他则出入权门，假借声势，茍不至扇扬凶焰，撰造衅端，卑君而尊臣，残下而慢上，不过贪位慕禄，趋事赴功。当大明旁烛之时，各安分守，亦足以湔祓使令，未至甚害。惟是廉耻道丧，风俗不美，谒见者以伺候为常，致书者以画一为重。隔越初任，便求堂除，鄙薄外庸，躐进朝路。致使涖职者无著效，居官者无固志。以州县为假涂，以表著为捷径。茍不反其道而用之，正恐廉靖之士、耿介之人入山惟恐不深，避世惟恐不速矣。近岁朝士补外终更者少，贵要起废骤进者多。选人入朝，不数年可以除节，京官外任，率十年不可以得郡。矧今边陲多事，士大夫宣力暴露之赏不可以望御带知閤之厚，捍禦之秩不可以比榷务茶场之多。正当比量重轻，斟酌缓急，久任者却与内徙，再任者更与优迁，使被坚执锐者无怨辞，贪进嗜利者无倖位，则人才不乏矣。抑又有可言者。古人于一世人物，要必尽其才而用之。反覆谋议，惟恐其不熟；默观审察，惟恐其不称。听其言而信其行，观所由而察所安。故能任之以事而无不成，责之失职而无敢怨。近日之事则有甚不然者。宣威之臣，赋上明命，用舍利害，所系非细。今或绐以谕民，却使抚兵，始不知谋，终使任事。欲加之罪，其能无辞！将帅之臣，人命所恃，兵将相知，犹恐不齐。今乃擢为郡守，本无尺籍，分拨他屯，骤使临阵，欲责之效，其何能必！甚至身为执政，不与庙谟，并列枢府，不知兵事。朝廷用人一至于此，虽俊杰未免茍且岁月，以公府为传舍，以伴食为保身。不然，则有高蹈隐迹者耳。陛下念人才乏，而未究搜扬之术，莫若均内外之任，制迟速之法，骤用恬退，屏斥侥倖。至于廊庙之任，阃外之寄，事大体重，不轻所予，则人才皆至矣。人君以天为心，以民为体。斩杀不时，不可以为孝；言动非礼，不可以为仁。中兴惠养九十年，兼爱南北，岂不知大雠未报，正统未明，为民受屈，循至今日？自兵兴以来，百姓之失业者不可胜计也。曩时农夫，今应募而荷戈矣；曩时壮丁，今死战而暴骨矣。大江以北，莽为战场；淮襄关外，半为丘区。人烟稀少，十无一二。而米斗踊贵，其值数千。秋熟尚远，人情可虑，兵之害民，如此其酷也！边民喜乱，失其良心。或假托忠义，肆为盗贼；或结集乡闾，侵扰对境。居南界者以北界为怨敌，居北界者视南界为仇雠。剽及牛马，掠及妇女。边臣坐视，不敢孰何。要功生事者又欲作战胜申奏，侥倖推赏。引惹边衅，屠戮平民。无大军可以迎敌，无城郭可以禦侮。展转退保，莫有限齐。江北之民，何所告诉？束担维舟，日谋窜逸，废生生之具，失耕农之业。加之调发不常，和籴方急，已去者流为盗贼，未去者苦于飞挽。如此不已，亦恐召衅稔祸，不特北骑之可畏也。既不能兼爱南北，又无以感动中原，复古本意，相去愈远。古人征讨叛虐，兵不血刃；争夺城邑，市不改廛。所谓师出以律，否臧亦凶。而况和战者朝廷之微权，整暇者边臣之守职。无事则櫜弓卧矢，敌人开户；有事则整兵而相向，先鼓而后行。事至而战，不从中制。至于和战大议，事关国体，若使势不容已，决意用兵，必须大启元戎，吊民伐罪，行一不义，皆所不为。若欲复寻旧盟，尤当边鄙不耸。何至鱼肉生民，背天理而违古道，使斯民至于此极也？昔者河南之民，被祖宗德泽，不忍使其子弟终于左衽。父诏兄语，朝思夕念，望恢复之期。念须臾无死，则以中国之仁厚有以胜其惨刻，中国之礼义有以别其放荡也。是以临边而语，则自谓汉民；交锋而战，则常主倒戈。每敌有长驱之心，则未尝无后顾之患。若使结怨境上，不能息肩，中原遗黎，自为勍敌，对境之间，岌岌乎不可以朝夕矣。是故不安河北，不足以服河南；不服河南，不足以制强敌。陛下念力困而未明惠养之方，则必明诏大臣，讲求边政，博询群臣，选求边吏，以版筑储峙为急务，以诛乱禁暴为初政，屯大军以防奸民，明黜陟以戢奸吏，则民力少苏矣。百度之未釐，三边之未靖，人才之所以乏，民力之所以困，臣固略言之矣。至于所谓箴规主失，指摘官邪，臣虽不才，亲逢求贤之主，岂敢无说以处此也？求言者治之形也，用言者治之脉也。汉光武建武诏书，第五伦知其圣主；唐德宗奉天诏书，淄青军士为之泣下。言语感人，其效如此！本朝徽宗、钦宗用之，宜足以收召和气，而谆复昭回，曾不及事，然后知宿患积弊，根盘节错。利刃敏手，犹恐不及，是必审造命者如救头，去害政者如决痈，坐便殿如受国书，对群臣如遇大敌。此心所存，对越上帝。及其见于行事，特其绪馀；播于诏告，特其发见。有雍容和缓之意，无急遽浅迫之谋。如日用饮食不改常度，如深居简出不启外侮，此古之圣贤所以于穆而不已，独立而不惧也。臣在远方，不识事宜。但闻揽权之初，威声震赫。朝廷不及知，禁近不得与。窜殛大臣，归过兵衅。骤赏偏将，峻及廉车。事出一时，邈无前比。然而人心未骇，士论未哗，皆谓改弦易辙，必将取前日弊政而一洗之。既而屡遣小使，不少暇逸；屡诏集议，不立成算。边陲之间，易肆欺侮；朝廷之上，茫无执持。事丛于更化之前，而效未著于更化之后。发威王之愤不足以击魏卫，赫文王之怒不足以遏徂莒，则是规模未定，议论不一。后之视今，犹今之视昔也。人徒见春事已深，羽书稍缓，茍宽目前，便谓奠枕。不知水潦一去，秋风便高，和议茍成，敌情难测。设使诛求未已，干戈复寻，败军之将不保其复勇，弃甲之军不保其不溃，粮运不保其能继，器械不保其适用，庙堂之上将何说以济也？始谓权臣专制，使执政之臣不得与议。今议已与矣，比前日何如也？始谓权臣挠政，使宣威之臣不得行法。今法得行矣，比前日何如也？债帅之当易者几处，虚籍之当汰者几许，官吏之任责者几人，新政之望效者几事？长策急务未见毫末，而簿书期会益以弛缓。陛下有罪己之心，至使天下箴规主失；行综核之政，又欲使天下指摘官邪。不知人主用人，一失其柄，则箴规主失尚可逃谴，指摘官邪，其罪反大。甚而台谏给舍，系天下之公议，顾乃朋邪结托，为执政之私人，渐不可长，至有窃天下威福而不敢问者。拔本塞源，非一朝之故也。古人以议执政为美谈，故政成而人颂其德；后世以议执政为获戾，故政弊而人指其过。祖宗盛时，成宪具在。文彦博之权方重，唐介数其罪而不疑；韩琦之势方炎，王陶攻其短而不避。法家拂士，君子之良师也；危言激论，朝家之药石也。茍使大臣当国，皆得以言其非，则过小而易悔，事近而易复。有策免而无诛夷，有待罪而无贬斥，手足腹心之喻复见，而徵招角招之乐作矣。浸失本意，此事未久。大臣当轴惴惴然，恐天下议己，钳制言路，颐指给舍，甚至假制诰以导私意，因批答以报私恩。推颂功勋，极于元圣；讨论典故，不由旧章。一旦圣鉴所临，与众共弃，然后枚数其罪，派别其奸，人人得以肆言，事事得以详论。主失官邪，莫甚于此。陛下诚厌习俗，胡不取祖宗之法而施行之？选用台谏，必使百官杂举，不使大臣干预其间，断自圣裁，惟意所欲。至于讲读之官，可以非时见；内宿之官，可以夜分召。或赐坐于燕閒，或前席于宣室。下民之问，询及刍荛；迩言之察，不间疏远，则主失官邪，冰散霜释矣。臣诚知陛下所谓官邪不止乎此，窃以为事势方急，非卑官小吏之所暇问也。又况立法者在朝廷，行法者布在天下，一时之所立，万世之所行，皆朝廷也。乌有朝廷坏法，归罪于天下，而更立法以胜之？此不公之甚也。是故荐举之有请求，非荐举之法也。请求遍天下，而谓荐举之法当变，谁之罪也？官吏之有权摄，非官吏之法也。权摄遍天下，而谓官吏之法当变，谁之罪也？押纲隶州郡，而州郡不得专；厢军属州郡，而州郡不得使。以至铨试之有代笔，太学生之有诡名，舍法之有异恩，铨法之有堂帖，是岂远方寒士之所得为哉？今不必纯法上古，求过于祖宗之时，但只如绍兴、乾道、淳熙间，上下相维，亦足以致治。此在陛下宵衣旰食，勤勤恳恳，不以去权臣为成功，不以和戎为得计，坐薪尝胆，日与群臣商搉，求其所未至，勉其所当行，庶乎其可矣。不然，则日复一日，月复一月，内无善政，外有强雠，坐享太平，又不得如今日也。昔赵普戒太宗曰：「邪谄之辈，蒙蔽睿聪，非次兴兵，出于偏听」。太宗无是事也。苏辙戒仁宗曰：「歌舞饮酒，欢乐失节，坐朝不闻咨谋，便殿无所顾问」。仁宗无是事也。忠直之士，自古所同，诚实爱君，不知其罪。仰惟陛下求言之切，臣不敢不尽其愚，惟陛下赦其僭，幸甚。

言传国玺者多矣，讫无定说。原其所由，则人主身自服之，非臣下之所常见，道听涂说，未免差误，传记杂录，易以湮没（原注：《旧唐·经籍志》有纪僧真《玉玺谱》一卷，姚察《传国玺》十卷，徐令言《玉玺正录》一卷，而僧真、姚察之书久不传矣，《馆阁书目》中亦无徐令言《正录》，而其说或亦谓之《玉玺谱》，间见诸书。唐章怀太子注《后汉·光武纪》，已用其说。今仅有蜀本《朝士谈》一书，乃前都官员外郎李石所撰，其叙玉玺事颇详，最无依据。）。士大夫所传已无依据，又以徐令言、李石之说参于其间，尤更牴牾（原注：令言信《北齐书》之说，谓永和所得之玺，即秦玺也，与《晋纪》不同。又谓侯景既败，侯子鉴盗其玺，走江东，惧追兵至，投诸佛寺，为栖霞寺僧永所得。陈永定三年，僧永死，弟子普智奉献。陈亡，玺传于隋。不独晋非此玺，而陈隋亦无此玺矣。李石信《晋阳秋》之说，谓晋孝武太元十九年，雍州刺史郤恢得玺于慕容永，乃送建业。不独晋不得此玺，而永之崛起，亦无得玺之理。语在《永和玺》注。）。正史所载亦多不同，若不因本朝绍圣间此玺再出，士大夫以纸出之，当职官手自摹之，则其著见于天下者寡矣（原注：郑望之《秦玺跋》云：绍圣四年初献秦玺，诏百官杂识视。时先君为尚书郎，乃请以纸出之，遂得其真。《金石录》云，咸阳所获传国玺，初至京师，执政以示将作监李诫，诫手自摹印之，遂传于世。）。然其玺尚有玉色未辨，不得而尽考也（原注：汉宣帝立玉宝璧祠于未央宫中，刘原父以为受命宝和氏璧，当是据崔浩而言。崔浩《汉书音义》曰：传国玺是和氏璧作之。舒元舆云：秦丞相八字刻在荆玉，而飞上天矣，则其玺当为白玉。徐令言云：其玉出蓝田山。蔡京等云：其色绿如蓝，则其玺当为绿玉。《石虎别传》曰：武乡长城县韩强，在长城西山岩石间得玄玉一方四寸，与玺同文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虎以为瑞。则又有玄玉者矣。）。今且序秦汉魏晋所得之宝，与白色、绿色、玄色并出之异，然后辨史氏之差误，众说之不根，使后之君子有考焉。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，各服所好。秦独天子称玺（原注：出《汉旧仪》），始皇作传国玺，使丞相李斯书之，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（原注：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旧《吴书》之文如此。应劭《汉官仪》曰：天子有传国玺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且康。」《吴志》注云：「且康」、「永昌」二字，未知何者为得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秦玺面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玺上隐起为盘龙文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是皆未见真玺者也。考正史及众说，未尝有「且康」二字，其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已两至本朝。其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自晋传隋，亦不闻有背文、面文之说也。且既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则其背文不应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意同而词不律，非古人之意也。）」。汉高帝入关至灞上，秦王子婴系颈以组，降轵道旁，封上始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高帝纪》。）。后诛项籍，即天子位，服御其玺，世世传授，号曰汉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汉官仪》以为子婴上始皇玺，高帝因服御之，恐未必如是之遽也。）。周勃诛诸吕，废少帝，尝手贯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史记·世家》应劭注。）。后文帝时有言勃欲反，下廷尉，薄太后谓文帝曰：「绛侯绾皇帝玺，将兵于北军，不以此时反，今居一小县，顾欲反耶」？文帝乃出之（原注：出勃本传。）。昭帝时，殿中有怪，一夜群臣皆惊。霍光召尚符玺郎，郎不肯授光，光欲夺之，郎按剑曰：「臣头可断，玺不可得也」。光甚谊之。明日，诏增此郎秩二等。后光废昌邑王，即持其手，解脱其玺组，奉上太后，乃立皇帝（原注：并光本传。）。哀帝崩，无子，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，收取玺绶（原注：出《王莽传》。《太平御览》载，哀帝将崩，以玺绶付董贤，曰：「无妄以与人。」中常侍王闳者，莽叔父也，白元后，请夺之。即带剑至宣德闼，谓贤曰：「宫车晏驾，国嗣不立。君受恩深重，当俯伏号泣，何事久持玺绶，以待祸至耶？」贤不敢拒，跪授玺绶。按《汉书·董贤》、《王莽传》，哀帝置酒麒麟殿，上在酒所，从容谓贤，笑曰：「吾欲法尧禅舜，何如？」闳进曰；「天下乃高皇帝之天下，非陛下之有也。天子无戏言。」上默然不悦。哀帝既崩，莽白：「董贤年少，不合众心。」收贤印绶。则知元后之未央者，收皇帝玺绶；而王莽所白者，董贤印绶也。《御览》本援引《汉书》，而班固、荀悦之书皆不载，不知何书耶？）。平帝既崩，孺子婴未即尊位，玺藏长乐宫。王莽篡汉，使安阳侯王舜请玺于元后，后怒曰：「而属父子宗族，蒙汉家力，富贵累世。既无以报，受人孤寄，乘便利时夺取其国，不复顾名思义。人如此者，狗猪不食其馀。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，亦当自更作玺，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」！太后涕泣而言，舜亦悲不能自止，良久乃仰谓太后：「臣等已无可言者，莽必欲得传国玺，太后宁能终不与耶」？太后闻舜语切，恐莽欲胁之，乃出汉传国玺，投之于地，以授舜曰：「我老已死，知而兄弟今族灭也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玉玺谱》曰，元后投之于地，玺上螭一角缺。而正史不载，至《吴书》乃始见之也。）」。及汉兵诛莽，莽带玺绶避火渐台，商人杜吴杀莽取绶，不知取玺及莽头。公宾就见绶，问绶主所在，乃斩莽首并玺与王宪。宪得玺，无所送。妻莽后宫，乘其车服。越四日，而李松、邓晔入长安，斩宪，送更始大司马谢禄，而玺归更始矣。赤眉杀更始于高陵，立刘盆子为帝。建武三年，光武征赤眉于宜阳，赤眉君臣面缚奉高皇帝玺绶，乃诏先帝玺绶，归之王府，斯乃祖宗之灵，士人之力。其择吉日，祠高庙，赐天下长子为父后者爵，乃受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光武纪》。）。灵帝既葬，少帝在位，献帝未立，宦者张让、段圭作乱，劫二帝幸北宫，又走小平津。掌玺者奔散，并失其玺。让、圭等既诛，二帝既还，得六玺于阁上，而传国玺独未得也。董卓废少帝，献帝自陈留王即尊位。初平改元，山东州郡起兵讨卓，卓迫帝都长安。二年遂发掘洛阳诸陵，破虏将军孙坚，以袁术之命入洛阳，扫除汉宗庙，平塞诸陵。坚军城南，甄官井上，旦有五色气，举军惊怪。坚令人入井，探得传国玺，方圆四寸，纽盘五龙，上一角缺（原注：此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《吴书》之言也。此玺元后投之于地，旧不言一角缺，而言一角缺者昉乎此。）。明年，坚死，袁术将僭号，拘坚夫人而夺之（原注：出《山阳公载记》。）。术僭号二年而死，荆州刺史徐璆得玺，还许上之汉（原注：出《朝士谈》，与《山阳公载记》相表里。但《载记》节文见于《吴志》注与杂书，未见全文，恐亦出《载记》也。而《玉玺谱》乃云，袁绍有僭盗意，拘坚妻，逼求之。绍得玺，举兵以向魏武，魏武恶之。绍败，得玺还汉。恐不然也。按坚为破虏将军，乃袁术之意。坚死后，术复表其兄子贲为豫州刺史，策载母徙曲阿，继从袁术，其不为袁绍所拘，事理明甚。）。魏文帝将受汉禅，遣使求玺绶于献穆曹后（原注：后，魏武女也。）。后怒，以玺绶抵轩下，因涕泣横流曰：「天不祚玺（原注：出《穆后传》。《续汉书》云：「天不祚此玺。」其义亦通。按《魏志·贾逵传》；魏太祖崩，隐陵侯彰行越骑将军，从军从长安来，问逵先王玺绶所在。逵正色曰：「太子在邺，国有储副，先王玺绶，非君所宜问也。」是时魏未受禅，所问者魏王玺绶耳，非传国玺绶也。）」。司马师将废齐王芳，使郭芝入白太后，取玺绶置坐侧。及迎高贵乡公，又请玺绶，后曰：「我见高贵乡公，小时识之，我欲自以玺绶手付之（原注：出《魏略》。）」。自魏传晋，使太保郑冲奉玺禅位。其后平吴，不过得金玺而已（原注：出《晋书》。《御览》引《拾遗录》曰：晋太康平吴，孙皓送六金玺，云无玉工，故以金为印玺。）。惠帝时，赵王伦篡位，使义阳王威与黄门郎骆休逼惠帝，夺玺绶。伦败，帝反正，曰：「阿皮捩吾指，夺吾玺绶，不可不杀」。阿皮，威小字也，于是诛威（原注：出威本传。）。怀帝永嘉五年，岁在辛未，王弥入洛阳，执帝诣刘曜，而传国玺不可考矣（原注：《晋书》载永嘉末，洛京不守，玺为刘聪所得。及石勒灭刘氏，玺入伪赵。冉闵诛石氏，玺又入闵。及是四十二年，而玺复归于晋。然其文乃曰：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。」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不同。《北齐·辛术传》云：辛术镇广陵，获传国玺，送邺，文宣以玺告于太庙。此玺即秦所制，方四寸，上纽交盘龙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且言二汉相传，至魏晋没于刘聪，至穆帝永和中得之，历宋齐梁而没于侯景。景败，得于郭元建，而术以进焉。按永和所得玺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至隋犹在，载于《礼仪志》者甚详。而所谓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寂无闻见，则知《晋史》所载者为是，而《北史》所载者为非也。唐贞观撰《晋史》，其志书最为详备，不应有此玺而不录。《玉玺谱》云：玺属石勒，勒刻一边云：「天命石氏」。此题今不复存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石季龙磨其隐起之文，刻其旁为文曰「天命石氏。」其说既不相同，又云此题今不复存，不知所见者为何玺，不敢以为秦玺也。惟永和所得，乃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八字，粗有传授，亦谓之传国玺，今别条以永和玺名之。马端临《通考》：梁末侯景之败也，以传国玺自随，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佩之，曰：「若我死，宜沈于江。勿令吴儿复得之。」思贤自京口济江遇盗，从者弃之草间，至广陵以告郭元建，元建取之以与辛术，术送之至邺。按郭元建，侯景之党，景败，以广陵降王僧辩，既而复降于北齐，齐遣行台辛术据广陵。传国玺自五胡之乱没于刘石。石氏败，玺复南归于晋。历宋齐梁，至侯景之败，而玺遂北归于高齐云。）。后赵石虎得玄玉玺于武乡之长城，方四寸，厚二寸，文同秦玺，然其色玄也，不知为何代之玺（原注：出《石虎别传》。按石虎即伪位，在晋文咸康乙未，距永嘉辛未凡二十五年。而得玺之年，不可考也。武乡乃上党属邑，本朝初属潞州，后析为威胜军。）。秦苻坚为姚苌所执，当晋孝武太元十年，岁在乙酉，距洛阳之陷七十有四年矣。苌求传国玺于坚，坚曰：「小羌乃敢干逼天子，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？玺已送晋，不可得矣」。史不书其玺文，又无送晋之事，不知此为何玺（原注：出《载记》坚传。）。又六十一年，岁在丙戌。当后魏世祖太平真君七年，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也，魏毁邺城五层佛图，于泥像中得玉玺二，其文皆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一刻其旁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。史不言其玉色、工制与其方广、厚薄，既曰魏受汉玺，或者真传国玺也。不知魏晋之间，未有言其旁刻字本末者，何耶？既有二玺，则传国玺已有其副。自太平真君以后，历东西魏周齐隋唐，而此玺未尝见于史。后魏承平甚久，不知何从失之。本朝绍圣四年，岁在丁丑，距太平真君七年又六百五十一年矣，咸阳县民段义斸地得古玉二，五年正月永兴军以闻，诏尚书礼部、御史台、学士院、秘书省、太常寺官讲求定验以闻。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等奏：按所献玉玺，其色绿如蓝，温润而泽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其背螭纽五盘，纽间有小窍，用以贯组。又得玉螭首，其玉白如膏，亦温润。其背亦螭纽五盘，纽间亦有贯组小窍。其面无文，与玺相合。大小方圆无毫发差殊。今考玺文，为秦玺可知。其玉乃蓝田之色，其篆乃李斯小篆，其文则刻而非隐起，其字则饰以龙凤鸟鱼，乃虫鱼鸟迹之法，其制作尚象古而不华，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，而工作篆书之文巧者亦莫能仿佛，非以后所能作明矣。臣等被奉诏旨，得与讨论，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所有玉玺，委是汉以前传国之宝（原注：蔡京等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其说是矣。但其奏有云，曰「皇帝寿昌」者，晋玺也。曰「受命于天」者，后魏玺也。则「既寿永昌」者，秦玺可知。迁就欺罔，无所不至。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晋得此玺，如今得秦玺也，岂可谓之晋玺？至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斯乃秦玺而后魏得之耳。今乃析而二之，以「受命于天」为后魏之玺，以「既寿永昌」为秦玺，其为面谩也甚矣。邵武《后录》：绍圣元年，咸阳县民段吉夏日雨后村中立门足陷，得玉玺一，方四寸，篆文如凤鸟之状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按《玺记》云：秦始得卞氏玉，刻以为玺，元后取玺投之地，故一角缺。验之皆合，唯记云色黄，此青苍色耳。又云背亦刻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则无之。有司奏上，廷议以为瑞，改元元符，命段吉以官。至靖康，金人取去。）。诏令礼部太常寺考案故事以闻。四月丙戌礼部太常寺言：按《国朝会要》，元日、五月朔、冬至，并行大朝会仪，乞以礼祇受，群臣称贺。从之。命宰臣章惇书写玉检，诏词臣撰乐章，付太常寺，应奉朝会之用。丁酉，诏传国宝检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。五月戊申朔，行朝会礼。己酉，大赦天下。癸丑甲寅，恭谢景灵宫。戊午，宴于紫宸殿。丙寅，诏以绍圣五年六月朔为元符元年（原注：出《泰陵宝录》。）。徽宗即位，以白玉作受命宝，为八宝之一，其方四寸有奇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。大观元年十一月，诏八宝初成，可于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。尚书省言：受命宝非常用之器，唯封禅则用之。则大观以后，本朝有绿白二玺矣（原注：出《会要》。谨按《御制八宝记》云：受命宝，其玉蓝田，其制秦也。不可以传示将来，贻训后世。方参稽宪度，自我作古，有以宝玉献者，色如截肪，气如吐虹，温润而泽，其声清越。有以古篆进者，龙蟠凤翥，鱼跃鸟飞，奇耦相生，纵横得所。有以善工进者，雕琢众形，如切如磋。分毫析缕，不见其迹。四者毕备，于是揭而玺之，乃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作受命宝，其方四寸有奇。蔡绦云：得秦玺而无检，螭又不缺，疑其一角缺者乃检也。自有玺后，考验甚详，上犹独取其文而黜其玺不用。旧说螭一角缺，未有言其检者，此又绦之凿也。但古今所见少有同者，不得不致疑耳。）。自元符戊寅至靖康丁未，盖三十年。自建炎戊申至嘉定辛巳，又九十四年矣。永和玺者，不知其何时作也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与秦玺不同（原注：《北齐·辛术传》以其文为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误也，已于秦玺辨之。）。后世以为传国玺易与秦玺相乱，今故以永和名之，谓其以永和至晋，而名始着也。其制度精密，非当时僭伪所能办（原注：《晋阳秋》云：鸟篆隐起，巧丽惊绝，与传国玺不同。《隋志》云：螭兽纽上交五盘螭，鸟篆隐起。）。自洛京失守，南北纷争，假托天命者，皆欲得此玺。变诈百出，无所不至（原注：《晋·载记》，冉闵弑石祗，僭大号，遣其使人常祎聘慕容隽，隽使记室封裕告之曰：「石祗去岁使张举请援，云玺在襄国，其言信否？」祎曰：「平寇之日，在邺者略无所遗，玺何从而向襄国？」《载记》又曰：冉闵既败，慕容隽欲神其事，诈言历运在己，闵妻得玺以献，号曰奉玺君。以永和八年即皇帝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元曰元玺。又《玉玺谱》云：元帝渡江后，数世无玉玺。北人皆曰司马家儿是白版天子。或谓元帝大兴三年，慕容廆尝送玉玺三纽，不知彼乃宇文氏所得之玺，非中国之玺也。）。晋永和虽得之，而所以得之者非正道也（原注：《载记》又言：冉闵被执，其子智尚幼，蒋干遣詹事刘猗奉表归顺。濮阳太守戴施应之，次于棘津，猗至施止，不听进，责其传国玺。猗归以告干，犹豫不决。施因遣参军何融率壮士百人入邺，登三台助戍，谲之曰：「今且出玺付我，凶寇在外，道路梗涩，亦未敢送。当遣单使驰告天子。天子闻玺已在吾道，当遣重兵相援。」干信之，乃出玺付融，融使赍玺驰还。或谓何融以赏得之，或谓戴施取之以计，乃使何融驰还。或谓冉智以玺付之，非蒋干也。大要是何融、戴施共谋取之，冉智年幼，听命于蒋干，不足深辨。《晋阳秋》云：雍州玺者，晋孝武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郤恢表慕容永称藩奉玺，方六寸，厚一寸七分，蟠螭为鼻，合高四寸六分，四面龟文，下有八字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云是慕容所制，未详厥始，此则误也。八字载于永和八年《晋纪》，不可泯没。慕容永崛起小丑，草创简陋，寻为慕容垂所杀，安得更自制玺？先是慕容隽乃慕容廆之子，父子雄据一方，犹以不得玺为耻，诈封奉玺君，而况于永乎？其言未详厥始，则不根甚矣。）。姑因史氏诸家之说，推本而铺叙之。永嘉五年，王弥陷洛阳，得六玺送刘曜，曜送刘聪，而此玺在其中（原注：洛阳陷时，与秦玺当皆送刘聪，而秦玺不复传授，疑乱兵失之。）。聪死，子粲嗣位，其大司空靳准作乱，自称大将军，执粲杀之。及准为乔泰等所杀，推靳明为盟主，遣卜泰奉玺于曜。曜大悦，谓泰曰：「使朕获此神玺而成帝王者子也」。石勒闻之怒，增兵攻明。及曜败于石勒，其子熙奔上邽。石虎克上邽，遣主簿赵封送玺于勒。向所谓六玺者，止有其一，此外特太子金玺耳（原注：已上并杂出《晋书·载记》。按天子有六玺，曰天子之玺、天子行玺、天子信玺、皇帝之玺、皇帝行玺、皇帝信玺，所用不同。应劭《汉官仪》及诸史皆详言之，与传国玺并行于世。自永嘉以后，每言传国六玺，则是六玺不皆在，与传国玺合为六耳。《前凉录》载，张寔元年兰池赵婴上言，于青涧中得一玉玺，钳纽，光照水外，文曰「皇帝玺」。《后周书》曰：宇文氏因狩得玉玺三，纽有文曰「皇帝玺」，必永嘉以后之所失者也。至唐贞元二年，神策将温嘉顺犹得白玉印文曰「天子之宝」，亦可见矣。赵封送玺于勒，止有一玺，于此可见。）。石勒既死，石虎篡立。虎死，其子世嗣位。石遵、石监、冉闵相继篡立，闵为慕容恪所执，其子智守邺尚幼，因其臣蒋干以玺献于晋（原注：《燕书》曰：元玺六年，蒋干遣太子詹事刘猗赍传国玺诣晋求救，猗负玺行数里，天黄雾四塞，不得进，易取行玺始得去。此事虚诞，全不可信。），永和八年，玺至建业，百寮毕贺（原注：出晋《穆帝纪》。）。自晋传宋，宋元凶劭作乱而败，不见传国玺。问劭，乃云：「在严道育处」。就取得之。孝武即位，拜蔡兴宗为侍中，每言得失，无所顾惮。帝新拜陵，尝使负玺陪乘。宋末，谢朏为侍中，领秘书监。齐高帝将受禅，朏当日在直，百寮陪位，侍中当解玺。朏佯不知曰：「何公事」？传诏云：「解玺授齐王」。朏曰：「齐自应有侍中」。乃引枕卧，传诏惧，乃使称疾，朏曰：「我无疾，何所道」？遂朝服步出东掖门，乃登车，仍还宅。是日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，既而武帝请诛朏。高帝曰：「杀之则成其名，正应容之度外（原注：并出《宋书》。）」。自齐传梁，至简文帝，为侯景所篡。景败，其玺不知所向。北齐东南道行台辛术于广陵得其八玺，献于文宣，文宣以告太庙，而此玺居其一也（原注：《辛术传》云：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推原所自，以为永和中载僧施所得者，使督护何融送建业，历宋、齐、梁至侯景败，侍中赵思齐以玺授景，南兖州刺史郭元建以送于术，而术以进焉。其玺文与《晋纪》不同，疑术传误也。若以为晋永和自是一玺，而辛术自是一玺，特术传引用之误，亦是一说。但永和玺后来却有传授，而辛术玺所谓「受命于天，即寿永昌」者，齐陈之际，略无所传，知其误也。又文宣纪载所献八玺，而术传只载传国玺，又不知其七者果何玺也。先是齐受东魏禅，固尝遣太尉彭城王元韶等奉皇帝玺绶，而魏宗室元晖业骂之，曰：「尔不及一老妪，背负玺与人，何不打碎之？」事见《魏景穆十二王传》。则知当时之玺不一而足，八玺之中，亦必有所谓六玺者，特宋齐所传，非西晋之旧也。）。北齐河清中着令定制，自六玺之外，止有传国一玺，白玉为之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是物也（原注：《隋志》载北齐玺，自传国玺、六玺之外，止有木印，则辛术、元韶所进之玺，已不能全矣。）。北齐、西魏皆并于后周，始与神玺并行于世（原注：西魏大统三年，槐里获神玺，大赦，不言其文也。独《隋志》言，神玺、传国玺皆宝而不用，神玺明受之天，传国玺明受之运，则神玺之文，亦有关乎天命者矣。）。开皇三年，诏以传国玺为受命玺（原注：出《隋文帝纪》。《朝士谈》云：开皇九年平江南，得真传国玺，乃改前所得者名神玺。此又不考本末者也。秦玺失于晋永嘉，而稍见于后魏太平真君之时，永和玺复归于晋，而隋已得之于后周矣，陈安得有真传国玺哉？谓陈有梁敬帝近代受禅之玺，犹之可也。况西魏、北齐已先有神玺之名，非开皇所改明矣。）。隋之亡也，玺没于宇文化及。化及败，为窦建德所得。唐武德四年，克平东夏，建德右仆射裴矩奉八玺以献，而受命玺实在其中（原注：化及之事，虽出于《朝士谈》，而正史不全载，然新旧史于《建德传》皆云裴矩奉传国八玺来降，则炀帝失之于化及，化及失之于建德，其事明矣。）。唐有受命玺，以封禅礼神，即其旧也（原注：《新唐志》载，神玺、受命玺之外，止有天子、皇帝六玺而已，是谓八玺。乃言有传国玺及八玺，岂通传国而为九耶？志言八玺甚备，而传国玺独无所言，是误以受命、传国为二玺矣。当云合传国为八可也。）。太宗贞观十六年，复刻受命玺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而受命之名，复自别于传国玺矣。武后长寿二年，尝改玺为宝。中宗神龙元年，又改宝为玺（原注：此三事，皆出《通典》，而本纪不载。特于长寿二年九月乙未，书作七宝而已。）。玄宗天宝十载，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，而传国之名犹不废也（原注：肃宗乾元元年，上皇天帝御宣正殿，授皇帝传国、受命宝，则知虽改为承天大宝，而旧名不废也。）。五代乱离后，其玺不复存矣（原注：蔡绦《国史后补》云：国初创业艰难，诸宝多阶石为之。元丰中，始诏依古作六玺，有玉而未成也。《会要》云：唐末六玺亡失，国朝铸以金鍮。太宗雍熙三年，诏以天下合同之印为天下合同之宝，御前之印为御前之宝，书诏之印为书诏之宝，铸以金，是玉玺不传于本朝也。）。受命宝者，其初当出于传国二玺，其一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二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皆有受命之文，而未以受命名之也。隋文帝受周禅，遂有东、西二魏之宝，其名不一，而所谓传国玺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永和玺也，其传最远。开皇三年，始表异而出之，名曰受命玺，而受命之名立矣。隋传之唐，而太宗不以为受命玺也。贞观十六年，乃自作受命玺，以白玉为螭首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是隋、唐之际，各有是玺，而其文则异。本朝继五代之后，二玺皆不复存。至道三年十一月二十日，真宗即位之初，中书门下言：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，诏可，而不言其制度也（原注：《会要》误以膺字为应字，而《长编》不载，旁见于《宏词类编》者，乃作膺字。虽不足据，然累圣皆作「恭膺天命之宝」矣。）。大中祥符元年五月，有司详定封禅仪，请以玉牒、玉册并刻字填金，联以金涂银绳，缄以玉匮，置石䃭中。封匮以金泥和粉乳香为之，印以受命宝，宝方一寸二分，文曰「恭膺天命之宝」，则是真宗朝尝两作之矣（原注：《会要》云：请依旧制，别造玉宝，文同受命宝，则是八字皆同，而《长编》止载「恭膺天命之宝」六字，盖节文也。是时又作「天下同文之宝」，铸以金，以封石䃭。《会要》虽云封匮封䃭之宝，而不言别作，则又略也。）。乾兴元年，仁宗即位，三月十六日礼仪院言：皇帝登位，所有受命之宝，并缘宝法物，请下文思院少府监。从之。天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，诏以宫城火，重制皇帝受命宝，则是仁宗初年亦两作之也。嘉祐八年，英宗即位，六月十三日，翰林学士范镇言：「伏闻大行皇帝受命宝，欲举而葬之，恐非所以称先帝恭俭之意。其受命宝，乞陛下自宝用之，且示有所传付」。诏检讨检寻典故，及命两制礼官详议。翰林学士王圭等奏议曰：「受命宝者，犹昔传国玺也。宜为天子传器，不当改作。谓今宜从省约，以称先帝恭俭之实」。其后别造受命宝，而所议弗用。元丰八年，哲宗即位，门下侍郎章惇言：「奉诏篆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『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』为文」。从之（原注：以上并出《会要》。）。即是以观，本朝皇帝即位，皆作受命宝，而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矣。但前乎真宗，则有太祖、太宗之世，后乎真宗，则神宗居英、哲之间，而受命宝亦不作，岂作辍亦随时耶？将史失之耶？哲宗得秦玺，绍圣五年四月诏作传国玺检，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，是哲宗有两受命宝，而秦玺其一也。徽宗初年，亦作受命宝，因秦玺之旧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，则徽宗之受命宝，不复用「恭膺天命」之旧矣。既作受命宝，又作镇国宝，及天子、皇帝行信六宝。大观元年，八宝皆成，十一月十一日，诏以来年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（原注：镇国、受命本是二宝，而《会要》乃载大观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诏受命宝字之上添镇国二字，则当与镇国宝相乱矣。至三年八月二十五日，又诏八宝之名，一曰镇国神宝，二曰受命之宝，则是受命之宝未尝加镇国字也。《会要》何为并载耶？）。今皆不存矣（原注：朱丞相《秀水閒居录》云：靖康京城失守，八宝悉为金人劫取矣。但八宝既失，而镇国宝独存，其文所谓「范围天地，幽赞神明，保合太和，万寿无疆」者，则又朱丞相误也。镇国宝文九字，曰「承天福，延万亿，永无极」，而「范围天地」以下十六字者，谓之定命宝，乃朱丞相维扬所见者也。合定命宝言之，谓之九宝。靖康八宝皆失，而定命宝独在。蔡绦《国史后补》载九宝甚详，与《御制八宝记》及《会要》诸书皆相表里，当以绦说为正。）。予讨论玉玺本末，有所谓《云麓漫抄》者，乃赵（原注：彦卫。）景安之所作，予未之见，疑犹有遗论也。讨论粗定，乃于亲戚间见之，顾其说微有差误，不足取信。且如秦玺之为玉，或云和氏，或云蓝田，要当指一物为证。今云秦得和氏所献玉，命李斯篆书，诏工人孙寿用蓝田玉作，何也？献帝初虽失玺，后复孙坚得之，再入袁术，而徐璆以上于许。今云献帝出奔则失之，何也？曹操虽不受汉禅，而子丕实受之，刻玉玺之侧，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，虽真伪未可知，未尝指言操所刻也。今云不应操为丞相时，先取其玺，何也？晋元帝渡江，数世无玉玺，北人始有白版天子之讥，其后永和得玺，君臣相庆。今云三国鼎立时，有假版天子之语，何也？秦以前为方寸玺，至始皇侈而大之，乃作受命玺。今云方围四寸，其为伪无疑，何也？如此等类，不可胜举，姑举其概以自志焉。

窃闻小行人之归，敌必欲得用事者之首，而后归侵疆，定和好。堂堂大国，决未之从，果若行之，则国不可为矣。昔唐杜元颖自宰相出为剑南节度，敛取苛重，蛮徼咨怨。太和三年，南诏乘虚破成都，焚郛郭，蜀之宝货工巧扫地。文宗遣使临抚南诏。南诏上言，请诛元颖，遂贬邵州刺史。议者不厌，斥为循州司马，死于贬所（此段出《唐书》二十一卷《杜元颖传》。）。其后李德裕为相，议曰：元颖尝居宰弼，失于驭远，致蛮寇内侵。蛮夷之情不可开纵，若为之执怨以快其心，则是不贵王臣，取笑外域（此一段出《李卫公集》十二卷。）。窃考杜元颖厚敛剥虐，遂开边衅，与诬君矫命，轻动干戈固不侔。南诏小国，入蜀之祸，止于一方，与挑祸强敌，轻动百年两国之盟好，三垂受兵，海内骚动之事固不类。元颖庸谬书生，论罪极于窜责。今之奸虐几于荡摇宇宙，倾危社稷，滔天贯盈，罪状固万辽绝。然卫公终以元颖尝为宰相，不忍因夷蛮之请而死之，所以惜国体而非为元颖也。杨国忠之枭首，李林甫之斲棺，无非专权蠹国，开边召乱之所致，亦无戮尸之事。唯晋王敦谋叛，事平而敦已卒，乃跽而斩之。此三恶者，诛之不同。然苟出于其国家之典刑，虽陈尸于市，并坎而埋，取其已戮之体，凿掘斩刺，无不可者。若夫因敌人之命，函用事之首以求成，则自古未之有也。惟燕太子丹封樊于期之首以献于秦，赵孝成王取魏齐之首以赎其弟，本朝徽宗皇帝令王安中函张觉之首以送金人，其事今可复袭耶！矧燕丹雅意欲使荆轲刺始皇，非禀秦之号令也。魏齐魏相，与秦相范雎结怨，秦求之急，自魏而赵，非用事于赵也。邓叔子，降贼也。后周太祖宇文泰因突厥遣使请诛邓叔子，太祖许之，收叔子以付使者，杀之于青门外，至今简册以为深鄙（此事出《后周书》突厥列传四十二卷。）。悉怛谋，酋长也。唐文宗恐吐蕃复怨，竟令执还，戮于汉界之上，李德裕终身痛惜。降俘且尔，矧有关于大体者哉！今奋迅震之威，而殒魁渠之命，大刑正矣。悯其祖考，惠以三寸之棺，大体全矣。我辞既直，敌暴应销。何必取已死之骸，逞无已之刑，快敌心而后可和哉？昔逆亮渝盟，生灵骨暴。亮既废殒，则我遂退听，此未尝得而干预也。且乾坤之怒不极，彼独无大臣乎？始任之以事，而终戮以自送，亦且为敌窥矣。昔吴主戮诸葛恪，臧均上疏，乞令收葬，以为：「人情之于品物，乐极则哀生。见恪贵盛，世莫与贰，身处公辅，中间历年，今之诛夷，无异禽兽，观讫情反，能不憯然」！均之斯言，最为深切。自顷元害扫除，六军喜踊，长安孩幼詈声成风。国之大刑亦震矣，敌所指取志亦偿矣。若又掘诸坎瘗，重加斩刈，以求媚于敌，恐过而伤恩，人情慨然，昔之怨詈转而悲叹矣。敌人无厌，自此邀索未已，愈肆恣睢。他日握兵之将，分阃之人，深惩往事，其孰肯出身任事以与敌抗？是一元害之首不足惜，而国自此不可立，大可畏也。窃谓宜择专对之才，引义析情以答，塞其谋而力拒绝之，不宜以此复命。

徽宗皇帝初政，天下耸然保太平矣。始召范忠宣，欲以为相，陈瓘、龚夬、丰稷、邹志完在台谏。忠宣以瞽不至，薨。乃以承旨召蔡元长，既至，曾子宣亟出之。帅太原数日，蔡挟二向、王都知、刘友端专以继志述事开陈。曾、韩二相罢，蔡为右丞，月馀入相。陈、邹辈立遂皆置岭外，天下事自此坏，以至外国相侵，竟无虚日，而其祸靡所底止矣。

《春秋》事出于史，而法与义生于笔削，虽游夏不敢措辞其间。及夫微言寂绝，大旨畔散，传注解诂之家坌并而起，各持其说，以誇异骋高于人。盖自左丘明而下，五传殊归，历汉、晋及唐之盛，而秘府所藏至六十馀家、千馀卷。嗟乎，《春秋》之难知，而学者之难论亦已甚矣！渠江黎希声，专经而信道，常谓《春秋》缘旧史之文，假圣师之笔，行王者之事，其文坦易，其法简严，思之不必太深，求之不必太过，则有得。乃探索蕴奥，敷畅厥旨，著《春秋经解》十卷，大率以经为主，不汩于异家曲说之纷纭，传诸士林，信之深，从之众。熙宁初，丞相韩魏公上其书于朝，谓可置文馆，翰林王禹玉辈援之甚力。会贡举更制，《春秋》不为科，议乃寝，公亦浩然有归意，遂老于蜀。今天子向儒重道，谓一经不可辄废，为置博士，用以取人，则公之亡久矣。呜呼，道之难明也有至是乎！徇一时之好恶，而经术用舍系焉，亦儒者之不幸矣！此所以古之人著书立说，或藏之山岩屋壁，或投之煨炉，而不欲传于后世，盖有谓也。按黎氏之先出北正，其后子孙散处四方。建隆中，有曰嵩者，初自云安徙居潼洄，今为广安人。嵩生元祐，元祐生德颖，乃公考也，累赠金紫光禄大夫；妣王氏，赠太原郡夫人。公讳錞，字希声。幼务学，既冠，与仲兄洵游京师。当时儒宗石守道、孙明复皆美其才，韩忠献公召置门下，誉望益显。第庆历六年进士，调利州节度推官，以父忧罢。终制，除成德军观察推官，监延州折博务，转大理寺丞，改殿中丞，知阆州南部县。以母丧去职。服除，监在京铸䥱务，迁太常博士、屯田员外郎。欧阳文忠公、吴长文荐为学官，得国子监直讲。是时太学生凡千数，诸博士讲解，先日撰口义，升座徐读而退，无复辨析旨要。公独不然，置经于前，按文释义，听者乐闻其说，咸宗向之。公凡守雅、蜀、眉、简四郡，皆先德后刑，务存治体，不汲汲簿书期会，君子喜其劝，小人畏其惩，有古循吏之风。在唐安，乘岁饥，募民完堤堰，两得其利，不殍而稔。此治状尤炳然者。元丰七年，以朝请大夫致仕。哲宗即位，加朝议。元祐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卒，享年七十九。绍圣四年十二月十日，葬于渠江县敦义乡书台里书台山下。公娶安氏，再娶周氏，封仙居、寿安，皆县君。一男傃，太庙斋郎，早卒。女四人：长适朝议大夫蒲宗闵，次适朝奉大夫杨𧫎，次早夭，次又适宗闵。孙男二人：暹、昪，皆郊社斋郎。公善学，知原本，穷经立言，虽皓首不倦。六卿荐于朝，将用，已而弃不录，然能以教于乡。其临政必重民，所至有可纪，舒而廓之，岂特沾渗四郡乎？世所谓乡先生、良二千石，公无愧也。铭曰：

言可以垂世，屈伸存乎时。或布于廊庙雍泮，震发斯文之光辉；或委之重岩馀烬，来者莫得而知。志可以泽物，广狭系乎用。或弥塞海宇，鼓舞万灵之动；或踧踖遐陋，敝󶼌米盐之冗。名在彼孰先，义在我孰重？欲识公怀，铭于高冢（《净德集》卷二二。）。

潼洄：文渊阁本作「潼川」。按徽宗重和元年始升梓州为潼川府，此时尚未有「潼川」之名，且梓州（治今四川三台）亦与广安（今四川广安）无涉。考《元丰九域志》卷七广安军下原注云：「开宝二年以合州浓洄、渠州新明二镇置军，治渠江县」。《宋史》卷八九《地理志》五宁西军（即广安军）说同，唯「浓洄」作「侬洄」。疑此处「潼洄」乃「浓洄」之误。

徽宗皇帝宸翰，宣和以前京师贵人皆得宝而藏之。靖康中清都九关虎豹失呵护，当时御橐往往自禁中坠落人间，断纸窜墨，粲然犹新。名卿大臣识而秘之，以遗子孙，为无穷之荣耀。绍兴丙寅三月望日，臣王某谨书。

绍兴十八年某月某甲子，资政殿学士，同知枢密院事、赠观文殿大学士聂公葬于抚州临川县某乡某里之原。公之子昂以公布衣时有盛名于太学，而同时登博士之堂，相与摩肩于桥门璧水之上者某尚知公为最旧，当时老师宿儒、英豪之士，与公并时骋声名，相继登朝廷，为显人，今皆无在者，乃前期以状泣授使者曰：「我先君殁于边境抢攘之时，至今墓铭无词以刻」。又因公之婿黄君掞以来请铭，乃不敢辞。公平生遭遇，蒙褒宠眷赉之渥，与尝所建言行事，经兵火多失其传，独其世次官封始终大略可考耳。公讳山，字贲远，渊圣皇帝改赐名昌，世为抚州临川人。自高曾以来不求仕进，公虽幼警异，父以常儿畜之。及稍长，自能好学，卓荦不群，乡闾先生欲共奖养成就之。谓乡校不足以发奋，乃与筠阳龚端并游太学，而两人皆极贫，包腰负箧，徒步来京师，羁旅道中，讽诵不辍，见者以为异人。诸公博士阅其程文而惊伟之，数与太学上游并试，而常角出其上。方天子兴辟雍，一道德，而取士皆出于学校，四方英俊之所聚，而识与不识，一时名士皆争与之交，公亦与人倾倒无不至，而公之名闻天下矣。补太学上舍，与贾安宅等同日释褐，除相州教授。又为广亲北宅宗子学正，徙编修国朝会要所检阅文字。近臣荐公上殿，改宣教郎，除秘书省校书郎。迁尚书右司员外郎，以直龙图阁为荆湖南路计度转运副使。方天下惰于久安，吏不习事，事多废职，而公为人精敏劲果，于职未尝苟。其在秘书也，患群书散乱不属，取昭文、集贤、史馆之书，各归其库而标目之。会徽宗驾幸省中，阅其书如开群玉之府，而见圭璋琮璜之状，各有次第而可数也，称叹久之，由是骤擢右司。湖南去京师远而财用狭，岁久积逋不复帑，公责诸郡补发，是岁漕桑万户而下。天子以公长于理财，召为大府卿，遂除户部侍郎，为大辽馆伴使，兼定一司敕令，又兼侍讲。未几除开封尹，兼侍讲，充神霄玉清万寿宫判官。神州浩繁，治常屈于豪右，而公遇事果敢，无所回惮。又尝以事忤蔡京、王黼，乃复为户部侍郎，即以徽猷阁待制出知安州。已而提举江西州太平观，又责授崇信军节度副使，衡州安置。后二年，召赴阙，实宣和七年也。除显谟阁直学士、知开德府。值北边有警，改差亲征行营司参谋官，又改差随军转运使。又除户部尚书兼领开封尹，拜延康殿学士、淮南等路发运使，复为户部尚书兼领开封尹，遂拜中大夫、同知枢密院事。方议和好，乃以公为大金军前河东国信使，公亦自请行，以身试不测之虏，而一介行李卒不返。今上即位之明年，除资政殿学士，提举西京崇福宫。又二年，始知公至绛州及于难，靖康丙午闰十一月十二日也，享年四十有九。讣闻，上震悼，赠典有加，禄其子孙内外亲属而官之，太常谥曰荣悯。曾祖讳经，太子少保；祖讳荣，赠太子少保；父名用之，朝请大夫，是时年八十七矣。公娶邹氏，封永嘉郡夫人。子男二人：昂尝任鸿胪寺丞，升前庐陵县尉。孙男五人：尧臣、舜臣皆某官，周臣、晋臣、唐臣尚幼。女三人：洞真适脩水黄尚书之孙掞，安福县主簿；葆真适艾庆嗣，玉真适黄旦，二君皆用公恩泽补右迪功郎。有文集三十卷，编次《历代史门类》二百卷，藏于家。呜呼！士患无才或不逢时，观前世有为之士，投功名之会者众矣，一离谴逐，或终身不复显。公起儒生，陟禁近，虽非意遇谗，值天下多事，复起而膺大任。人谓以公之才而遭此时，必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于天下者，至是莫不叹其志未极其用，而惜其命止于斯也。当时议者尚或咎公，当本兵之地而以身任河东之役，此不犹愈于畏怯回挠，而以死生祸福为一身顾计者乎？受命以出，有死无霣，公则有焉。于是为之铭曰：

公幼自奋，硉矹瑰奇。崛起田里，名震京师。上方向学，锄颣媷茀。云汉昭回，下饰万物。公于此时，奕然有声。桥门环听，铿铿说经。由是取进，大官大职。忽离谗逐，谤焰未熄。天子念之，访于江湖。锋车星发，召登西枢。众方危惧，公不退转。勇于徇国，遂及于难。一心险夷，公谋则早。处此诚难，后世可考。

公讳必大，字子充，初字洪道，世为郑州管城人。宣和中朝散公通判吉州，因家焉。曾祖衎，故任朝奉郎，累赠太师秦国公，妣潘氏、李氏、张氏俱累赠秦国夫人。考利建，早游成均，冠释褐选，终左宣教郎、太学博士，累赠太师秦国公；妣王氏，赠秦国夫人，给事中靓之女；母卫国夫人宋氏，元宪公之孙、庞庄敏公之甥也。靖康丙午，外祖给事守平江，公以是年七月十五日生于郡治。公幼孤，母夫人课公读书，每至夜分，闻汴人陈持之贤，使公从之。公敏慧夙成，刻苦自砺，出语缀文，见者惊异。登绍兴二十一年进士第，授徽州司户参军，改差监行在和剂局门。与运属王其姓者共席屋数椽，王不戒于火，延烧及公家。官知火自王氏，以其连姻台察不敢问，执公苍头，抑使伏辜，公坐是免去。朝士劝公直之，公不校也。二十七年，中博学宏词科，授建康府府学教授。三十年，除太学录，召试馆职，奏篇上，高宗称其文，谕丞相云：「他日可令掌制」。除秘书省正字。明年，兼国史院编修官。三十二年五月，除监察御史。六月，孝宗即位。八月除起居郎，直前奏事。上曰：「朕数年前见卿文，有近作可多进来」。属初御经筵，公奏：「祖宗置经筵非为分章析句，正欲人主从容访问，以裨圣德，究治体，惟陛下留意」。兼编类圣政，以正得失。时暂权给事中，兼权中书舍人，讲筵留身，论边事，上曰：「淮南不足忧，所忧者蜀耳」。公奏：「蜀民久困征求，愿降诏抚谕，许以事定宽其力」。先是，左右史不常置，而记注多阙书，公奏：「乞断自今年六月十一日以后，先次修纂，每月投进，其积压未修者依旧疾速带修，庶几陛下始初清明，言动必书，足以示后」。婉容翟氏位官吏转行有碍正法者，公言：「上皇扈从之赏，陛下登极之恩，事体至重，然法当回授者未尝转行，岂容掖廷奉事之人独越此例」？上曰：「朕初以卿止能文，不谓刚正如此」。公奏：「近日前报政侍从，并依赦复职名，其间亦有不合人望当缴者」。上曰：「固然，卿论事但令适中，朕无不从也」。崇国正夫人位手分罢去，差钱塘县贴书填其阙，公奏四方闻知，谓敕差贴书，无乃伤国体乎？蔡仍复官，公具奏蔡卞阴贼险狠，远出京右，使其子得以赦原，亟簉郎选，则宿奸巨蠹之后，皆可并缘以进，失政刑矣。有诏求言，公奏：「名器轻假，无甚此时。陛下试命有司，取毕仲衍中书备对，以熙宁官吏之数板今日之籍，遂项比类，修写图则，多寡盖可见矣」。又云：「祖宗朝甚重诸路总管、钤辖、将、副将差遣，或待有功之士，或储将帅之才。乞下枢密院，自今进拟，先取本人脚色联粘于敕黄之前，照祖宗旧法，毋使背戾。虽有内降，亦须依此」。又云：「朝廷知外虞之当先，而忘诸道之无备，愿于湖南、二广、福建量屯军马数百，控扼要害。遴诸州都监之选，而稍重其权，使禁军渐知阶级」。时金人来索旧礼，上命从臣条对，公奏：「太上皇向以祐陵未卜、慈宁未返，一旦以讲好之故，宁亲宁神，两遂所欲，礼虽屈而志则伸矣。今彼以数寸之檄邀我厚礼，而遽听之，安知不谓我怯而继以难从之请乎？今使之行，臣愿再以敌国之礼尝之。彼纳吾使，吾又何求？如必俟旧而后受，则告之曰：『太上皇帝前日之屈为亲也，今通好于用兵之后，主上欲以何名而屈，北朝欲以何名而受？愿以为请』。彼虽贪利无厌，亦将思所处矣」。论者韪之。隆兴元年，有旨押行门张宏特与支破遥郡请给，公奏：「臣检照事因，既非御笔，又非宝批，止用一白劄子，臣不知此命何自而出？幸付三省，尚可进呈。设若指授百司亦用方寸之纸，奉行则难辨真伪，不行则轻损命令。况宏一班直之长耳，去秋已尝特支全分请给，户部执奏而止。今才数月，乃复紊烦天听，不可以无惩」。经筵取三月十一日开讲，公奏：「国朝之制，春以二月上旬，今乃远用三月。陛下收召英髦，并直经幄，彼皆日夜望赐清閒之燕，致缉熙之助，若缓其所当急，而使讲艺论道之风稍阙于初政，甚未可」。又奏：「邵宏渊能还军中冒滥之恩，并录战功，而除正任观察使，此信赏也。郭振仅一对内殿，既无旧劳，又无新功，亦以观察使与之则重矣。陆廉以贪黩配流，此必罚也；张耘贼杀士卒，盗没军资，有司当以殊死，而亦与廉同罪，则轻矣。臣愿陛下大明赏罚，赏罚明则名实辨，名实辨则政事修，而夷狄可攘矣」。枢密副都承旨龙大渊、带御器械曾觌除知閤门事，公与给事中金安节缴奏曰：「臣等于大渊、觌功过能否，初不详知。近闻皆以台谏论列，故有此除。陛下自即位以来，凡台谏有所弹奏，虽两府大将、侍从要官，欲罢则罢，欲贬则贬，一付公论。独于二人，乃为迁就，殆非帝尧舍己从人之义也。臣等若奉明诏，则臣等负中外之谤；大臣若不开陈，则大臣来中外之责；陛下若不俯从，则深恐中外纷纷未止也」。依奏，龙大渊别与差遣，曾觌仍旧带御器械。翌日，公又奏入云：「适蒙宰相宣示御札，谓臣等为人扇动，议论群起，且以在太上时小事不敢如此，则是臣等不以事太上皇帝者事陛下，专徇流俗，轻渎圣明，死有馀责。臣等见归家待罪」。有旨无罪可待。上从容语公曰：「朕察卿务举职，但朕欲破朋党振纪纲耳」。未几二相道上意，再除两知閤，公曰：「命令反复尤不可」。遂留除命不下，上章乞祠，差台州崇道观。乾道四年，除权发遣南剑州，未赴。六年，改福建提点刑狱。入对，论：「人才平居选择则易，缓急求之实难，愿深诏执事杂举中外文武之才，区别所能，总为一籍，藏之禁中，副在二府，无事之日预加审覈，或有任使，按图而取」。上然之。除秘书少监、直学士院、兼国史院编修官，公奏：「陛下取汉宣帝之言，亲制赞书，明示好恶，使臣下知所趋向。臣观西汉所谓社稷臣者，乃在乎周勃之鄙朴、汲黯之少文、霍光之不学，至于服儒衣冠，持禄保位，则公孙弘、蔡义、韦贤辈实为之，故宣帝谓俗儒不达时宜，好是古非今，使人眩于名实，不知所守。然使宣帝知求真儒而用之，何至杂霸哉？臣愿陛下平心而察之，不可有轻儒生之名」。兼实录院检讨官。加上德寿徽号，公以高宗万寿而册文称嗣皇帝为嫌，因阅建炎以后遇节朔遥拜徽宗表本止称皇帝，按唐宪宗上顺宗尊号册文亦止称皇帝，议遂定。七年，兼权兵部侍郎，奏四事：曰重侍从以储将相，曰增台谏以广耳目，曰择监司郡守以补员郎之阙，曰久任监司郡守。上曰：「皆今日要务也」。上问：「越谋吴甚难，何也」？奏曰：「越已为吴所残，勾践男为吴臣，女为吴妾，以小复大，以弱报强，此其所以甚难。然观其与范蠡谋吴，固有先后之序，非如后世规模不定，侥倖战胜」。上曰：「卿议论甚当朕心，朝夕除卿侍从」。退即有旨，除权礼部侍郎，仍兼直学士院，升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。公奏：「陛下练兵以图恢复，而用将之道或未尽，择人以守郡国，而责实之方或未至。且如江州一军，自陛下即位始付苗定，其后戚方继之，甫一年而定复至，又数年王明继之，才半年而皇甫倜又继之。池州一军，始付时俊，其后王琪继之，甫半年而秦琪继之，才十月而吴总继之。数易如此，平居犹虑其乏事，何暇议进取哉？诸州长吏倏来忽去，且以二浙言之，婺州四年之间易守者五，平江四年之间易守者四，又其甚则秀州一年而四易守。用度何为而不窘，吏奸何为而不滋，民瘼何由而可苏」？上旋召公谓曰：「卿近所论甚善。朕方力革二者之弊」。公奏：「人主无职事，惟在察臣下邪正，凡轻于任事速于求售，他日必误国。愿陛下察之」。公又言：「江湖大旱，嗣岁尚远，而诸州赈济之策已尽，须朝廷于南库支拨一二十万缗代民租。臣非不知大农匮阙，然艰食则盗起，盗起则调兵，当是时能惜费乎」？上曰：「闻所未闻」。公再拜谢曰：「臣惟以不欺事陛下」。上曰：「正赖卿裨补不逮耳」。兼侍讲，公奏台端绳纠中外，一日不可阙官，今乃五十日不除，上曰：「未有人故也」。公曰：「御史台令殿中阙具察官姓名，取旨差权」。上惊曰：「朕不知此，宰执亦不言，盖避嫌耳」。公曰：「臣尝为察官，是以知之，宰执未必知也」。上谓都承旨叶衡：「周某奏御史台旧法，卿可谕宰相具来」。八年，兼中书舍人，公奏：「中兴以来，驻跸两浙踰四十年，盖今日根本之地，而赋税供亿反重于他路。如近日越、婺诸郡以隐落为名，增无实之税是也」。上曰：「此胡坚常之谬」。奏曰：「陛下既知，何不改正」？上曰：「当令理会」。公屡请免兼西掖，有旨从之。张说再除签书枢密院事，与王之奇赐出身并命，公时在翰苑，适当答诏，入奏云：「昨除张说签枢，举朝皆曰不可，陛下旋即改命。曾未周岁，复有此除。若谓西府当间以武臣，则愿于大将中择有威望者畀之。去年群臣争论之际，传闻圣谕兹事诚误。以此观之，用说非陛下意明矣。所有二人辞免不允诏书，未敢具草」。草上，批王曮疾速撰入，公与在外宫观，日下出门。九年，除知建宁府，三请祠，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。淳熙元年，除右文殿修撰，未几召赴行在。二年，除敷文阁待制，兼侍讲，兼直学士院，上曰：「朕知卿文学固久，今卿不迎合，无附丽，朕所倚重」。除兵部侍郎，仍兼侍讲。公言：「储材当于閒暇，太祖、太宗搜览豪杰，恢张四维，凡作成之方，无所不用其至。及真宗、仁宗之世，名卿大夫磊落相望，是其效也。仁宗尤以涵养士类为急，故自治平至元祐，悉获其用。厥后章、蔡相继，沮士气以坏风俗，奖谗慝以植党与，卒致裔夷之祸。绍兴初将相卿士得人为多，既而秦桧以患失之心济忌刻之性，同己者用，异己者逐，人才衰落，贻患至今」。上皆嘉纳。上谕公：「卿所进太上尊号诏草，温纯典雅，更无一字可议」。公奏：「向者庚寅之诏，亦臣所草，流落累年，再尘翰苑」。上愕然曰：「前诏亦卿草耶」？公曰：「臣幸甚，方绍兴末太上初上尊号，臣已为察官，预此议。当时不以表请，私切非之，其后适在翰苑，遂援古谊改正此礼」。兼太子詹事。三年，公奏：「前年冬江西地震，赣州天狗星坠，既而茶寇入境。今闻十二月及正月福州地再震，亦有天狗之变，其事不可不虑」。上曰：「防微杜渐固然」。公曰：「天人相去甚迩，愿陛下毋忽」。又奏：「昨闻殿前司进羡馀二十万贯，此何从得哉」？上曰：「朕已不受，闻军中有百馀万矣」。公曰：「虽不受，当思其所自来」。上曰：「军中财赋自有源流，盖统制官不治财赋，统领却治财赋，可以相关防，更无渗漏。岁月既久，蓄积浸多」。公奏：「主将须令得统制欢心，统制须令得统领欢心，今因小利却使互为猜嫌，戚戚然相伺察，情何由通，缓急何由得其死力」？他日公奏：「臣闻陛下日御毬场，固知不忘阅武。然太祖二百年之天下，属在圣躬，愿为社稷自爱」。上作色曰：「卿言甚忠，得非忧衔橛之变乎？朕每次须再三审视前后，兼南方无好马，非西北比。正缘雠耻未雪，不欲自逸耳」。升兼侍读，除吏部侍郎。四年，除翰林学士，依旧兼职。公奏：「臣观自唐至本朝，优待词臣，异乎他官，谓其居近侍之职，无簿书之冗，可以朝夕论思，日月献纳，或有补于治道也。臣所慕者陆贽、欧阳修而已」。十月久雨，公上言：「阴雨已踰两旬，甚妨收刈。伏闻太祖朝以久雨谓左右曰：『后宫止三百馀人，当更放数十人』。今禁中给使虽少，不知可用太祖故事否。浙中诸郡积欠颇多，不知可降旨少宽期限否。其馀更有宽恤事件，望令三省及户部日下条具取旨」。内直宣引，公奏：「臣在翰苑，无有司之职，所以久不敢请对」。上曰：「学士宴见无时，最为亲近」。公因论时事，遂及「陛下当委任大臣，而使台谏给舍各举其职，自无过举。今风俗委靡，士大夫以簿书期会为能，不思其职，久而不已，其害将不可胜言。愿陛下早正其偏」。又奏：「九月间天文不顺，且闻金星近前星」。上曰：「止是略近，已戒太子勿近外人」。奏曰：「天道高远，当论人事。武士击毬，太子亦与，臣甚危之」。上曰：「卿可语太子」。奏曰：「太子人子也，陛下命使驰驱，臣安敢劝以违命？陛下勿命之可也」。上曰：「近日察官甚举职」。奏曰：「人臣肯不避怨谤论事，陛下当听而主张之。且六察止有二员，若更除一员，则每员可分两察，亦所以示开广言路之意」。他日，公问上：「太上何所苦？前日陛下不及整舆卫而出，人情疑惧」。上曰：「太上于饮食小失节，当日朕甚仓皇」。因奏德寿宫相去太远非便，上曰：「前日已曾及此，太上坚不肯迁，如殿前司却多地步，待更力请」。又奏：「人主外寄耳目于监司，臣愿明诏部刺史，或月或季，各以部内所当罢行之事，仿成周小行人，所谓万民之利害，政事教治刑政之逆顺，与夫作慝犯令、丰凶和乐之书，条具以闻，毋得用薄物细故塞责。如此，则不惟陛下坐而周知天下之故，亦可于是稽其人之才否，而诏黜陟矣」。公屡乞去，上勿许，且奏：「陛下用臣太过，位序浸高，未免招致人言。且苏轼在此官，犹请郡至八九，臣实何人，敢不知惧」？上曰：「待召人令与卿分力」。因问吕祖谦能文，公奏祖谦不但能文，极知典故，翰苑须常用有学问之人，乃为有补。五年十二月，除礼部尚书，兼翰林学士，公奏：「臣窃见本朝昭宪皇后诞生太祖、太宗，圣子神孙，垂裕万世。宜择其子孙愿恪有才能者一二人，加之以一命之宠，畀以祠庙之禄，世世勿绝。仍就行在赐屋，使聚族以居，与国无穷，庶几慰在天之灵，报垂裕之德」。六年，诏礼官详议明堂典礼，公奏：「祀帝祀天以祖宗配，此本朝已行之制。但世俗诵《孝经》之语，未尝深考其义，致以今日为疑。故前郊李焘申请，虽经群臣集议，寻为异说所夺。今既明降旨挥，即与臣下启请不同。若或中辍，理为未安」。由是圆丘、合宫始互举云。讲筵留身，论本朝立国专以仁，兵非不用也，而以禁暴安人为本，上曰：「本朝兵势大抵似弱」。公奏：「仁故似弱，其实非弱，社稷灵长，职此之由」。上曰：「所以并无祸乱」。公曰：「本朝似周，彼秦虽强，秪以自蹙」。上论前代人物，公奏：「陛下万几之暇，潜心圣贤，不为嗜好所惑」。上曰：「自昔人君，不知道只为不学」。公奏：「尧、舜、禹之稽古，高宗之监成宪，故措诸事业，后世莫及。今陛下留意于学，真积力久，此心清明如止水明鉴，物之过者，妍丑真伪，灼然可见。以此应天下之务，安有一事失其当哉」！十一月，除吏部尚书，兼翰林承旨。公奏近日裁减宗室恩数事，上曰：「太滥」。公曰：「若择服属疏者许其一依士人应举取放，既可密减入流，又待之厚，彼自无怨」。上称善。又奏：「自昔治少乱多，未有数十年常晏然者，今中外幸小康，岂可不防患于未乱」？上曰：「无怠无荒，四夷来王」。公奏云：「明王谨德，四夷咸宾，皆是道也」。又云：「虞舜无为，非皆无为也，但不为簿书期会之屑屑耳」。七年五月，除参知政事，上曰：「朕近见卿理会一二事，殊不依违，执政之于宰相，事任非远，贵在和而不同，有所见言之，勿以为嫌」。公对愿尽力。上尝密遣人往昌化觇视箭谷，回云六十年前有此，上以示丞相赵公雄，雄言：「上再三及此，恐合宣示外廷」。公曰：「宣和间有此，岂是休證」？乃不果言。上谓公曰：「只为养兵，不免皆取之民」。公因极陈民困之由，上问：「各有名色，何故困民」？公曰：「且以平江府论之，绍兴以前归正添差等官岁用五万缗，后来乃用二十馀万缗，则是岁添三倍以上。既无所从出，遂于支移折变中暗增钱数，如苗米一石其耗三斗，州府受纳，则令折科，增三斗为五斗，增五斗为七斗。如此则有田之家无不被害，安得不困？此特一端耳，他皆类此」。上为之怅然。八年八月，以久旱降亲笔付三省求直言，丞相回奏谓熟多旱少，今此诏一下，所在皆有赈济之请，何以应之，约公通签进入，公言：「上明目达聪，欲通下情，而吾侪阻隔不行，万一上自行之，且以此奏示人，岂不获罪」？公论相亟从之。上尝以枢密非古官，欲罢之，公奏：「枢密本唐傅导之官，五代始置崇政院，分宰相之权。庆历间张方平固尝以为非，而神宗亦有废并之意。今圣谕可谓尽善，但二百年官制，一旦骤改，良亦未易。不若且令二府互领」。又及求直言事，公奏：「陛下圣德日跻，而星变旱灾如此，殆由臣等所致」。上曰：「若封事言及大臣，朕须留中」。公曰：「付出何害？欲人不知，莫若勿为。未闻有过而人不知也」。有介宫闱之援而求为郎者，上令公谕给舍缴駮，公奏：「台谏给舍与三省相维持，岂可谕意？不从失体，从则坏法。命下之日，臣等自当执奏」。上喜曰：「卿等肯如此任怨，甚善」。公奏：「不与其所当与，谓之任怨；不与其所不当与，何怨之有」？上曰：「此所谓任责，非任怨也」。公尝言用人之道，因及著作郎、佐各二人，绍兴以来未尝官备，盖以职任清高，实为左右史之储。近岁习俗奔竞，迁进太速，今在馆多非久次，望姑养其器业，以厚士风。九年九月，除知枢密院事，上谓公曰：「每见宰相所不能处之事，卿以数语决之，三省本未可辍卿也」。他日，上谓公：「如统制官之类，当时与之接以观其才」。公奏：「昨雷世贤相见，说淮南地形缓急，欲守滁。臣谓不然，滁有山林之阻，可守而不可禦敌。若庐、和婴敌冲，此则当备禦」。山阳旧屯军八千，雷世贤方请止差镇江一军五千人，上欲许之，公奏：「山阳控扼清河口，绍兴初韩世忠尝屯重兵于彼，若无故减戍，他时旋增，必致敌疑。今扬州武锋军有众八千，本屯山阳，若岁拨三千人同镇江一全军往戍，似为两便」。十年御带林忆年丁忧，中官除此阙者数人，公奏：「阉官徒借是以希升转，近用王实，今又用王毅，虽是德寿宫人，给舍不知，多来问臣。臣虽具以陛下奉亲之意晓之，终非美事」。上曰：「也是，都要转遥郡」。公奏：「不得已，且令给据亦可」。公又言：「近者白气自西南亘天，宜为兵备」。上曰：「日脚之气，冬常有之」。公言：「此太史局相宽之词，抑天道固不可知，有备乃无患」。吴挺申交州蕃部劫汉人二名及牛畜而去，挺以事细，止乞照会，公奏：「今欲降旨挥，督其根治，庶几知朝廷每事留意，不敢忽略。国家日有万几，若不察之于微，其弊将有不可胜救者」。上曰：「几者动之微，自古多缘不能防微杜渐，驯致祸乱」。温州军士因教阅喧悖，郡守汪义端将为首者决配，宪臣张诏欲先定义端减尅衣粮之罪，然后将军士明正纪律，公奏：「此风不可长，若稍行遣义端，则今后骄兵茍有所求，必为劫持计矣」。郭果请移江陵兵万二千人并家属永屯襄阳，公言：「江陵兵一万八千人，自来半戍襄阳，今果谓襄阳极边，为门户之要，殊不知江陵亦在江北，为吴楚喉衿。或金以数万人缀襄阳之师，自随、郢直走荆南，则奈何」？上曰：「正为军士家属在荆南，恐或捣虚，牵连士卒心」。公奏：「如此，则江陵遂弃之乎」？争甚力，上乃许果万人而留八千于江陵。盱眙报金酋今岁避暑寿安宫，所徙器用倍常时，且分诸子出镇，上谓公此必有避位意，公奏：「当预为之备，如淮上万弩手近密令州郡置籍，而诸路民兵阙于教阅，内外诸军亦久无升进，欲并拟一指挥，令择精习武艺者解发赴行在。宰执三衙亲行阅试，高者补一两资，馀第支赏给，亦所以示不忘武备之意」。上曰：「便是，恐人谓放下」。公尝奏：「祖宗时大臣奏事榻前，互相可否。今陛下虚心无我，有所未至，惟恐臣下不言，岂容人臣却护短自是？夫惟小事不敢于榻前有隐，则大事无由欺蔽矣」。上深以为然。公言：「近探报敌酋却欲至东京，秋冬议过上京，乞密下诸将究实，且降亲劄付蜀中三大帅，令条具攻守之策以闻」。公奏事次，上独命留身，宣谕云：「金酋既过上京，秋间或传位兴兵，卿留心军政，甚副朕擢用之意」。公奏：「臣本以文墨荷圣知，戎务本非所习，误蒙任使，不敢辞耳。今彼恫疑虚喝，正恐我或先动，所当镇之以静。惟边将不可不精择，山阳最为重地，正当金粮道。今正与寻常州郡一等用人，缓急窃恐误事」。淮西延玺申，泗州归正朱现已补承信郎，不曾与告，上曰：「何不与之」？公曰：「元来誓书不得招纳叛亡，恐却过北界，引惹边事。今欲令王希吕更加优恤」。上奖谕再三，曰：「卿处事甚当」。十一年六月，除枢密使，上曰：「卿在西府，备殚忠劳，若有边事，宣抚使惟卿可，他人不能也」。公奏：「诸军升差置籍，今已一季，合行点召，虽不专以此取人，亦因以察其能否，使之不测，则主帅自不敢行私」。诏令赴密院审察。王希吕乞增兵守庐，上欲令郭钧、雷世贤共分数千人与之，又云：「万弩手、民兵自可为用，若添得一藩篱，甚好」。公曰：「希吕欲二万人，少犹半之，盖须以正军为主，则帅司可立。帅司既立，则沿淮归正山水寨、民兵、万弩手等皆为我用矣」。十二年，留正申西兵已免起二年，今次取听朝廷指挥，上令发来，公奏：「襄阳兵少，阎世雄欲得此项人」。上曰：「三衙不可阙」。公言：「顷金不得志于四川，又尝送死于两淮，深恐睥睨荆襄，向来犹调他处官军，不比三衙在近，临时可以措置」。上悟曰：「与应付一年」。金州阙帅，公奏欲令侍从管军荐举，上云：「大帅自合朝廷除授，卿等且更求人」。公曰：「舜用九官，并咨四岳。用否在上，何嫌之有？与其暗荐，不若明扬。仁宗用台臣，至于列所荐人姓名，已乃考实，谁敢妄举」？上言：「王蔺论事颇偏」。公奏：「蔺议论虽时有过当，然人主左右岂可无数人尽言不顾身者？若上下相蒙，合而为一，殆非国家之福」。盱眙奏报达实林牙领兵犯金国，金下宿、泗等州堤备，御笔赐公等曰：「达实契丹欲兴兵，不如所传则已，有之则在我岂得漠然？他日我径举兵则违誓约，若因衅则将何以为辞」？公奏：「敌中多诈，彼一方小警，何至移文近边？若果有衅，临时不患无辞，所急在于间探精审耳」。明年，上又谕公以吴挺约结夏国事，公奏：「陛下念世雠之未报，思境土之未复，规摹宏远，夙夜不忘。臣备位于兹，无以少副使令，每切惭负。但夏人自来翻覆，乾道中王炎尝因任令公用帛书通好，随即密送金人，范成大奉使日雍遂出以示之。其难保如此，结约似未可轻。若雍易世，亲离众叛，天相圣明，决有机会」。广东帅潘畤以擅斩犯法军士自劾待罪，上批「无罪可待」，公奏：「帅无便宜之文，不经录问详覆而斩四人，虽意在除恶，然人命至重，若如此施行，恐开妄杀。只如洪迈诛婺州唱乱六兵，亦止是放罪，后不妨旌赏」。池州李思学自陈本军正将二人不能开弓，窃恐被点唤，乞与罢任，上曰：「此法甚好，皆枢密使措置之效」。楚州报金中呼鲁大王占据上京，上批问公曰：「金若中分其国，宜预画计策」。公奏：「兹事体大，譬如奕棋，须随著应之，若遂先举，恐贻后忧」。他日上谕公：「近北使到阙，询问其三节人，皆云呼鲁年已六十馀，因于僧舍，前所报达实林牙亦是妄传，枢使可谓先见之明」。十四年二月，拜右丞相，公奏：「臣不才备位，初无设施，惟奉行成算。今陛下勤政，内外宁谧，二十馀年，此正可惧之时，当思经远之计。臣欲具要务，取自圣裁，若其可行，当与王淮等协济，亦不敢纷更欲速」。上曰：「锐则易怠，国家无事时，正宜修明政理」。公奏：「大臣朝夕纳诲，非如台谏给舍救之已然」。上曰：「朕有过失，卿宜尽言」。上欲下吏部将知县有荐举人先与通判阙，公奏：「莫若籍记与堂除通判，免滋搀夺之风，且坏铨法」。公以旱求退，不允，因奏及民实惠惟宽减夏税，而施德自近始。如会稽和买诡避极多，今乞权免一年，后当差官釐正。秀州申，乞权减大军总制钱二万馀缗，吏拟勘当，公曰：「此岂勘当时耶」？奏蠲之。高宗上仙，朝廷欲用显仁例，遣三使如敌中，公固执不可，谓今昔事体不同，不当畏人而曲徇。金国贺生辰使人到阙，上在丧次，议欲宣谕俾归。公奏贺礼固不可行，但彼远来，止是馆伴发遣，朝廷更无一辞，于理未安。遂口占数语，令使者归，附奏，中外咸谓得体。十一月，手诏讨论皇太子参决庶务典礼以闻，上欲从天禧旧制，止就资善堂，公奏：「其时太子尚幼，初见辅臣，恐难尊用。昔晋有宣猷堂，今作议事堂，亦可」。十五年，太上山陵，公奏当如祖宗旧法，置使五人。首相意不欲，礼官又引绍兴显仁例。公言：「今陛下既用七月之制，又行三年之丧，山陵岂可不用大臣？永熙陵差吕端摄太傅，是时一相尚且亲往。昭慈在会稽，仓卒间犹命枢臣为总护使，又差执政张守监掩攒宫。旧章著明，昭然可证。臣备位宰司，当行」。乃以公摄太傅，如端故事。明堂加恩，进封济国公，公奏：「久尘政路，自思陵归即欲求去，缘京镗使北，争执礼文，屡蒙宣谕，恐彼中因贺生辰却求报复，令臣任责，是以迁延少待。今人使已行，求去无嫌，愿乞骸骨归山林」。上奖劳再三，曰：「朕比年殊觉病倦，欲传位太子，卿须且留数年」。公奏：「陛下圣体方康彊，只缘哀毁太过，何遽及此」？上曰：「礼莫大于事宗庙，而病不能自力，每直孟享，往往分诣；孝莫大于宁亲，而德寿宫隔远，不得日至，欲不退休，得乎？朕方以此委卿」。公泣而退。十二月壬申，上密付绍兴三十二年太上传位亲札，公奏：「陛下躬行舜禹之事，臣愿释政，以内祠事陛下于别宫」。上曰：「丞相得无欲用钱端礼例邪」？上命公草诏，宜以侍几筵奉东朝为意。十六年正月，拜特进、左丞相，进封许国公。二月壬戌内禅，公奏：「陛下圣寿康宁，巽位与子，古今盛典，再见本朝，中外同庆。臣等辅政无状，自此不得日侍天颜，无任依恋之至」。哽噎几不能言，上亦泫然曰：「正赖卿等协赞新君」。光宗即位，公奏：「陛下初政，用人求言为急，如前宰执侍从首合咨访」。后三日御笔批出降诏，从公请也。三月，升少保、益国公。累奏乞回授，上不许，降诏面谕至三四。公在位稍久，士之有求而不获者多望公，公为是惧，求去甚力，上不许。既而谏官有言，公请益坚，诏以观文殿大学士判潭州。言者不已，遂以少保奉祠而归。孝宗遣中使赐公金器，劳问有加。绍熙改元，判隆兴府，辞不赴。除观文殿学士，判潭州。郡有倍税牙契钱，岁约二十万缗，公亟罢之。明年六月，复大观文。七月坐举官不实，降授荥阳郡公。又明年八月，复益国公，改判隆兴。复再入奏祈免，除醴泉观使。今上即位，诏求直言，公奏陈四事：曰圣孝，曰敬天，曰崇俭，曰久任。且欲仿靖康时谭世绩主管龙德宫，寿皇时命钱端礼为德寿宫使故事，遴选太上旧臣一二人，使侍燕閒、从游幸，以广陛下之孝。本朝提举司天监，皆委近臣，如神宗初年用司马光，元丰间用王安礼，今莫若择侍从之忠直者提举太史局。此诚格天之一端。上特遣使赐公少傅告，公一再辞，寻许回授。庆元元年三上表告老，诏以少傅致仕。嘉泰元年，有以布衣上书及公姓名者，言者论公，降一官，次年复少傅。四年十月一日薨，年七十有九。讣闻，上辍朝两日，赠太师，赙银千两、绢千疋。公娶王氏，益国夫人，监察御史葆之女，先公一年薨，葬于庐陵县斗冈之原。十二月八日，奉公柩合焉。子纶，朝请大夫、行大理司直；孙颢，宣议郎、新监饶州浮梁县景德镇，兼烟火公事。孙女五人：长适承事郎、监嘉兴府籴纳仓萧彖，馀未行。公英亮宏达，得于天资，研精覃思，博极书传，少有大志，常以古人自期。登进士第，继擢词科，当官涖事，虑周而识敏，内秉刚方而外和易，人不见其圭角。高宗一见其文，奇之，由台阁登侍从，标望屹然，凡所献替，前代之典章、国朝之故实，援引考證，辞婉意切，悉中事宜。在两制，除拜有非其人者，据正争执，前后两以祠去，士大夫莫不高其风，而孝宗于是益敬公矣。暨再还朝，旋践二府，政事之外，尤究心武备，选将练兵，常如敌至，慨然以规恢大义为不可已，而务存审重。孝宗亦自谓往时以文章知公为不尽，而始有大用之意矣。既正宰席，以身任天下之重，进尽忠益，退省阙遗，辅赞弥缝，靡不用其极。每与同列奏事上前，有惎公者，公一不顾，反覆辩论，归于是而已。公于人才务合异同，不主一偏，惟贤是用，尤不乐矫激近名者。其规模建置，大抵本于仁厚，每以爱养民力、久任牧守为急，于祖宗故事遵守不敢轻易。孝宗将内禅，讨论典礼，草定诏册，一出公手，他人莫与。光宗以公甘盘旧学，眷礼尤笃，于是侧目者众。公竟以论去，閒居十五年，自号平园老叟，筑堂名曰「玉和」，公自序云：「四气和谓之玉烛，方今贤和于朝，物和于野，遂使皤然一叟，得侠老于和气之内」。则知公虽从容绿野，坐远世氛，而其心未尝一日不在朝廷也。顾常谓《易》六十四卦，惟《谦》六爻皆吉，又诵「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，其恕矣乎」，故平生处己以谦，待物以恕，出于自然，无所矫饰。公之为文温纯雅正，不厉声色，自足如意，近代建言得体，无出公右。晚笔力益遒，四方碑板多以属公。公自奉甚约，义所当予，略无所靳。亲旧贫不能自给者，廪之终身。事从兄甚严，视其颜色以为戚欣，抚族姻曲有恩意，官同姓者六、异姓者五。公虽贵，遇朋友如贫贱时，澹于声色，独嗜书如饥渴。已老，手校《文苑英华》一千卷，又与同志取欧阳公集反复是正之，遂为善本。公有《省斋文藁》四十卷，《平园续藁》四十卷，《省斋别藁》十卷，《词科旧稿》三卷，《掖垣丛稿》七卷，《玉堂类藁》二十卷，《政府应制稿》一卷，《历官表奏》十二卷，《奏议》十二卷，《奉诏录》七卷，《承明集》十卷，《辛巳亲征录》一卷，《壬午龙飞录》一卷，《癸未日记》一卷，《閒居录》一卷，《丁亥游山录》三卷，《庚寅奏事录》一卷，《壬辰南归录》一卷，《思陵录》二卷，《玉堂杂记》三卷，《二老堂诗话》二卷，《二老堂杂志》五卷，《玉蕊辨證》一卷，《乐府》一卷，书稿十五卷。壁之先君文简辱交于公，同德比谊，独相知心。仲兄著作、季兄贤良皆从公游，蒙待以国士，而壁自幼亦荷公期予甚过。追惟三十年间死生离合，感慨增系，自顾驽下，学不加进，有负奖知。今公既葬矣，纶以行述来请，用不敢辞，序始终大略如右，以俟志公之墓者，且以备奉常太史氏之采择云。开禧元年十二月辛未，朝议大夫、试尚书礼部侍郎、兼同修国史、兼实录院同修撰、兼直学士院、兼枢密都承旨李壁谨状。

公讳颐浩，字元直，沧州乐陵人。登绍圣元年进士第，累除河北转运副使。宣和四年，朝廷乘契丹之衰弱，举诸路之兵，欲图燕蓟，命童贯为宣抚使，以蔡攸副之。时大将刘延庆统兵仅十万，自涿州取燕山府。契丹之兵大集，与王师相拒于良乡县，杀伤亦略相当。正未有所处，会金人于十二月自居庸关引兵至燕山府，契丹之众闻风奔溃，金人遂有燕山府及檀、顺、景、蓟等州。童贯、蔡攸遣使往燕山府见金国主阿骨打，重许岁币，求此四州之地，使者五六辈，往来商议。金人知贯、攸意要燕、蓟以报天子，需索益广，倍于岁赐契丹之数。议既定，金国兵遂回，贯、攸引兵五万前去抚定燕、蓟。贯、攸到燕山旬日即班师，相继詹度、王安中知燕山府，为本路安抚使。是时，郭药师所统兵二万，号曰常胜军，又契丹刺面军万馀人，号食粮军，费用钱粮不可胜计。朝廷命公为转运使，公条奏燕山一路费用如此，虽穷天下之力，竭天下之财，必无以善其后，愿诏三省枢密院博议久长之策。徽宗震怒阻坏边事，先次落职降官，仍旧为转运使兼经制燕山府、河北、京东路财用。公在燕山仅二年，备历艰险，每恐不能逃祸。是时，金人渐生衅端，变诈反覆，邀求不已，徽宗感悟，忆公前日之言，遂复官职，进徽猷阁直学士。宣和六年，丁太夫人忧。公扶丧至济南府营葬，未及掩圹，有旨起复，催促还任，不许辞免。公再至燕山府，又仅一年，金人初举兵犯阙，既与本朝讲好班师，乃得还。建炎元年五月，今上即位于南京。六月，召公赴行在，就道差知扬州。是年十月，圣驾幸维扬，公前期缮治行宫，分处三省、枢密院、百司及卫兵营舍，扰不及民而事办。十一月召对，公奏云：「臣窃以金人袭百战之兵，一年之内，两犯京阙。天祐陛下，躬有神器。臣窃观天下之势，以拨乱为急。拨乱必先任贤、退不肖以清其时，用能、去不能以审其材，申信号令以结其心，赏功罚罪以激其气，恭俭节用以丰其财，徭役以时，以阜其民。俟其仓廪实，财用足，人安时和，则有必取之势，无不成之功。陛下睿算远图，布昭圣武，伏愿任贤使能，信赏必罚，理财节用，积粟训兵，裁抑恩倖，无令挠朝廷之权，搜选人材，使之任将帅之责，大开谏路而择其善，总览群策而从所长，则何为不成，何战不胜哉」！上览奏劄称旨。又旬日再对，进劄云：「淮南两路北距海，南阻江，土地膏腴，形势雄胜，陛下銮舆顺动，以慰天人之心，必得其宜矣。臣尝谓强可以使之弱，弱可以致之强。昔汉高祖与项氏相持，百战百败，然垓下之役，一战遂成帝业。越王兵败，栖于会稽，卑辞厚礼，养兵蓄锐，有待而发，一战遂收霸功。然则陛下驻跸淮甸，岂非天意所以资陛下兴王业乎！伏愿聚精会神，卧薪尝胆，期于除祸乱、致太平，实无疆之休也」。改吏部尚书。公被旨令密具边防事宜，公具奏云：「伏惟陛下即位以来，仁民爱物之心孚于四海，忧勤恭俭之德格于皇天，是宜边境安宁，万邦蒙福。然而乘兵政败坏之后，敌人以百战之师投隙而南，所向无前，适于斯时，实劳指画。传曰：『天下多事，圣哲驰骛而不足』。兹诚多事之际，而圣哲驰骛之时。仰蒙下询备禦之策，臣儒学进身，然尝任西北缘边去处，夷狄情伪与夫战阵之略粗闻一二。犬马之齿，今已六十，筋力不能胜甲胄，衰迈不能从军旅，顾有愚见，不敢缄默，辄陈今日备禦十策。一曰收民心，二曰定庙算，三曰料彼己，四曰选将帅，五曰明斥堠，六曰训强弩，七曰分器甲，八曰备水战，九曰控浮桥，十曰审形势」。条分而详布之，深切当时之务。明年二月，金人以轻骑逼扬州，车驾仓卒南渡，公与礼部侍郎张浚联马奔及行在，仅得渡江，扈从至秀州。除签书枢密院事、江浙制置使。公复召募兵四五千人就镇江之北，枕江下寨，与金人相持近一月，金人北去。苗傅、刘正彦狂谋不轨，公倡议约诸大将刘光世破之。朝于行在，即除尚书右仆射。扈从銮舆移跸建康府，寻迁左仆射。公与张浚密谋诛范琼，一军帖然无事。是时天下盗贼群起，公谓金人方去，李成、靳赛等分据淮甸，京城隔绝，山东、河北诸处命令不通，其他寇盗不可胜计。公以为前此赏罚失当，将士解体，若非信赏必罚，无以大收将士之心。乃奏乞置三省、枢密院赏功司，应自军兴以来，诸路立功将校、借补等人，并许缴元立功，手照自陈，朝廷看详，随宜推恩，借补官资。于是四方将士莫不悦服为用，自是士气稍振。公措画招收诸路溃军、盗贼，殆将肃清矣。十月，金人渡江，王师弗能捍禦，继渡浙江，逼行在。公忧愤不知所为，乃力献航海为避狄之计，圣上浩然开纳。时廷臣所论皆不合，惟圣意确然不移。车驾自明州登海舟，精锐之兵万馀人扈驾行在台州港，迤逦趋温州驻跸。又月馀，是时金人已回镇江，韩世忠以舟师扼江路，金人不得济。公力请车驾回幸浙西，宜下亲征之诏以为先声，亟以锐兵策应世忠夹击之，此一奇也。时车驾已驻跸于越州，会中丞赵鼎上章诋公，公遂罢相。后召赴行在，拜左仆射。公每奏陈金人侵犯不已，今又大窥川、陕，皆燕人及中原叛逆协谋所致。古者兵交，使在其閒，为我之计，更宜遣使讲和，以纾国难。前此所遣宇文虚中、王伦等数辈，虽拘留不还，势当再遣使人以骄其志。蒙上开纳，遣潘致尧、高公绘使金国，嗣后，潘致尧等得归。金国通好，盖自兹始，其后使命相继，和好遂成，卒迎太母銮舆暨徽宗梓宫以还。又言：「驻跸之地最为今日之急务，伏愿陛下发中兴之诚心，行中兴之实事。今当先定驻跸之地，要使号令易通于川、陕，将兵顺流而可下，漕运不至于艰险，然后速发大兵，一军往江西、湖南以平群寇，一军往池州，至建康府。处置已就，招安尚怀反侧之人。于明年二、三月间，使民得务耕桑，则大江已南在我之根本立矣。然后乘今年大暑之际，遣精锐之兵，与刘光世渡淮，掎角而北去，由淮阳军、沂州入密州以摇青、郓；命张俊躬亲统兵由河中府入绛州，以撼河东。乘诸路民心怀我宋未泯之心，知王师有收复中原之意，则中兴之业可觊也。若不速为之，逡巡过春夏，则金人他日再来，不惟大江之南我之根本不可立，而日后之患不可胜言矣。臣尝闻自古有为之君，将以取天下者，弗躬弗亲，则不能戡祸乱、定海内。伏望圣慈考汉高祖以马上治之之迹，法唐太宗栉风沐雨之事，速图之不可缓也。臣窃见三四年来，金人才退，士大夫及言事官献言之人辄有怠心，便以谓太平廓然无事矣。凡朝廷之谋，更唱迭和，甲可乙否，致机会可乘之便往往沮抑，不得遂行。臣以谓异日误天下国家者，必斯人之徒也。今天下之势，可谓危矣，既失中原，止存江、浙、闽、广数路而已。其间亦多曾经残破，浙西郡县往往已遭焚劫，浙东一路在今形势漕运皆非所便。若不移跸于上流州军，保全此数路，及渐近川、陕，使国家命令易通于四方，则民失耕业，号令阻绝，俄顷之间已至秋冬，金人复来，虽欲追悔无及矣」。公又奏：「臣任官以来，在西北极边二十馀年，备见虏人之俗，于逐年四月初，驱官私马水草牧放，号曰入淀。入淀之后，禁人乘骑，八月末方令出淀，饲以麦豆，以备战斗。又夏月弓力不强，射不能及远，故虏人未尝于夏月用兵。然自汉至唐，士大夫未有深晓此理者，惟杜牧有言曰：汉伐匈奴，尝以秋冬。当虏人劲弓折胶、湩马免乳之际，与之较胜负，故败多胜少。今若以仲夏月发兵，出其意外，一举无遗类矣。臣窃观陛下总揽岁久，英武日跻，则举兵北向以图中原，此其时也。贾谊曰：『日中必熭，操刀必割』。舍此机会而不乘，后欲追悔，何可及耶！今有兵十六七万，兵费用不赀，朝廷竭力经营，钱粮常若不办，旷日持久，必取于民，民怨众离，乃自困之道，祸乱之所起，可不畏哉！今日战兵，其精锐者皆中原之人，数年之后，必消磨寖少，异时虽欲举事，势必不能，可为深惜者也。臣年踰六十，累岁疾病，每恐溘先朝露，此志遂不得伸，辄敢冒昧陈述，乞赐聪察」。又奏曰：「近日探报，金人与刘豫举大兵以窥川、陕，若于来年三月间举兵北向，必可牵制川、陕之寇。万一川、陕参差，而王师既逐刘豫，川、陕间闻之必震恐，因遣韩世忠就近由西京入关，此亦一奇也」。上开纳此策，嘉叹不已，以公都督诸军事，总师北向。公师次镇江，因台章上疏，遂罢相。是岁冬，虏骑再犯淮甸，缘事关利害，因以边防机事具奏。上亲笔褒美，令陈利害，公即条具所见，析为十论上之。其一论用兵之策，其二论彼此形势，其三论举兵之时，其四论分道进兵，其五论运粮供军，其六论大兵进发，其七论经理淮甸，其八论机会不可失，其九论舟楫之利，其十论并谋独断。上嘉其议而行之。薨，谥忠穆。

公讳师道，字彝叔。其先河南人。曾祖隐君放者，退居长安豹林谷，子孙因家焉。曾祖昭衍，赠太保；曾祖母徐氏，赠广平郡夫人。祖世衡，赠太傅；祖母刘氏，赠晋宁郡夫人。父记，赠太师；母尹氏，赠永国夫人。伯父开府仪同三司谔，以郊祀恩补公三班奉职。从破西夏米脂城，迁右殿直。用试换法，入左选，任成州、宁州、镇洮军推官。开府公既捐馆，幕属徐勋辄用印作奏荐士，诏御史问状，勋即引朴为證。朴，开府公之子也。公驰至京师上书诉状：「斩然在衰绖之中，岂复与闻他事？倘不获免焉，似为夏人报怨耳」。神宗皇帝即日赦出之。陕西转运使王钦臣闻而义之，辟以为属。罢为熙州推官，帅司以并边诸事莫急于籴买粮草者，遂以委公。尽除揽官宿弊，俾商贾不病，而价以平，事如期办。使来取其法，下诸郡。会同谷县有猾吏讼田，逮系凡七十人，再期不决，乃檄公权县事。公至，取案牍阅之，穷日之力不可遍，然所讼止于母与兄也。公遽引吏置之法，问曰：「母兄讼常也，淹再期以扰乡里亦足矣」。吏服罪，阖境快之，由是二十八保各绘一像而祝焉。改右宣义郎、知汾州新平县。哲宗皇帝方任章楶经理西事，辟充泾原路经略司主管机宜文字。其后城没烟峡、秋苇川、南牟会、咸泊口，获陆路统军嵬名阿埋西寿、监军妹勒都逋，百官入贺于紫宸殿，献俘于宣德门，奏功于裕陵。西夏相继请罪纳款，讫绍圣无复风尘之警，公赞画之力为多。累迁朝散郎、通判原州事。召对称旨，特迁朝奉大夫、秦凤等路提举常平。徽宗皇帝用韩忠彦为相，以役法差募孰便访于诸路，而公所陈忤曾布、蔡京，换庄宅使，知德顺军。言者论公诋诬先政，复换朝奉大夫放罢，隶名奸党，坐废几十年，始除主管华州西岳。未几，复换武功大夫、忠州刺史、泾原路兵马都钤辖、知怀德军兼管内安抚使。政和元年夏国议画疆界，使人焦彦坚以故地为请，累数百言。公徐答曰：「凡若故地，则汉唐以来皆是也，君之疆土亦蹙矣」。彦坚遽起谢曰：「惟公命」。已，私事干公曰：「自公守境，国人受不扰之赐，恨不获伸子侄之礼于下执事也」。诏乘驿赴阙，上顾问公边事，公曰：「无为可胜，来则应之，毋妄动以生事，此其大略也」。朝廷方欲图功于远，升右武大夫、俾还任。力请奉祠，除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。二年，再诏赴阙，内侍童贯浸用事矣，欲以诸路近里弓箭手往实新边，而指为新边所招之数，以快上意。上咨于公，公曰：「臣恐勤远之功未立，而近扰之患先及也」。上喜其忠直，特赐袭衣金带，除秦凤路提举弓箭手。是时五路皆置提举官，入谢，上谓公曰：「唯卿朕所亲擢也」。贯病之，复除宫祠，然赉予甚渥，仍宣谕勿辞，留为乡里之费。四年，除泾原路兵马都钤辖、知西安州兼管内安抚使。五年，筑威川、飞泉两寨，夏人侵定边军，筑佛口谷为城，名洪夏军。六年，以本路之兵初临城，渴甚，公指山之西麓曰：「是当有水」。命工求之，得水满谷，至今夏人称之以为神。迁左武大夫、康州防禦使。上益知公为可任矣，遂除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、洺州防禦使、泾原路安抚使、知渭州。八年，诏节制诸路兵往城席苇平。方授工而夏人坌至，据葫芦河，坚壁欲老我师。公陈于河浒，若将决战者，潜遣偏将曲克、赵朴径出横岭，俾谍者骤言汉兵至矣，贼方疑顾，而杨可武潜出其后，姚平仲率精骑前击之，贼大溃，斩首五千，获橐驼牛马万计，符印数方，魁首阿山兆精仅以身免。城成而还。上以夏国筑臧底河为成德军，颇为边患，前者王师屡出无功，诏公率陕西、河东七路之师，期以一旬剋之。六月师薄城下，分昼夜以攻。虏守备甚至，我师益怠，偏裨有据胡床以督役者，立斩之，尸于军门，令诸将曰：「今日城不下，视此」！俄而城溃，才八日矣。上甚嘉，特迁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、应道军承宣使，赐赉优渥。宣和元年，以靖夏城失守，降授陇州防禦使。二年，童贯巡边，殿前刘延庆、步军刘仲武从行。二刘班秩皆在公上，及其谋帅也，上以公为都统制，二刘副之。师出萧关，而夏人畏公威名，弃永利、和踏而遁，两城皆要冲也。师及鸣沙，无所见而还，拜保静军节度使。寻以衰病乞休养，御笔批谕：「卿之私谋固云得计，朕之注意殆将付谁」？六年，被旨径诣宣抚司议事。时童贯、蔡攸已驻军于雄州，俾公尽护诸将出境，公曰：「今日之事，譬如盗入邻舍，不能救，又乘之而分其宝焉。且夫师出无名，事故不成。发纵之初，宜有所失」。贯等曰：「君第行勉旃，谋之不臧，不以罪也」。公请西州之兵素所服属者，知雄州和诜在坐，盛称北人箪食壶浆欲迎王师久矣，济师何为！贯等又出御笔，俾不得辞，仍命诜为副。公乃曰：「彼或旅拒王师，亦将讨乎否也」？贯等曰：「直以文告，况有成命，要功而擅杀者偿死」。既过白沟，北人骤及，军容甚整，诟曰：「尔之涉吾境也何故」？前军多伤，公夙戒人持一巨梃，赖此不大溃。贯等疾召军还，登城北望，慨然而叹，别遣辛企宗用胜捷兵往挫其锋。才接刃，又败。北人遂至城下，使来请曰：「女真之畔本朝，亦南朝之所甚恶也，舍此不图而欲射一时之利，弃百年之好，结豺狼之邻，基他日之祸、谓之得计，可乎？使不获已而罢岁币，固所愿也；或使归其侵疆，亦云从也。唯是救灾恤邻，古今通义，望谅察焉」。既无词以折之，直麾令出，公遽白：「宜许之，为吾之计，亦何善于此」！不听，乃遣公见上，然已密启劾公，略曰：「天资好杀，临阵肩舆，助贼为谋，以沮圣意」。即有旨押赴枢密院问状，知院事郑居中又以劝公，公坚不从。宰相王黼闻之甚怒，责授右卫将军致仕。复用刘延庆，果败绩。而贯等出金帛招散亡，以转山迷道为名，用欺上听，祖宗驭军之法始坏矣。七年，叙复宪州刺史、知环州。公之弟师中作守，阅十有二年而后去，民未忘，闻公之来甚惬，私为之约，犯公之杖者有罚。公亦闭阁清净，上下肃然。寻复请归，诏还保静军节旄致仕。八年，女贞畔盟，陕西漕臣王庶偶奏计在阙下，即见宰相，请急召公。宰相犹疑之，而和诜奏至，亦言女真势当长驱，国家承平日久，无知名之将，独有起种师道为帅，庶少宽朝廷之忧。宰相以示庶，庶曰：「诜言及此，岂非迫于公议乎」？乃遣使驰驿召公，而托以安危之意见于宸翰，从除检校少傅、静难军节度使、京畿河北路制置使，听用便宜檄取兵食。公闻命即发，会姚平仲以骑兵二千、步兵一千更戍燕山，未行，遂与之俱。渊圣皇帝即位，又遣开封少尹田灏、中使裴谊、陆舜举促公。公比至西京，而斡离不屯于京城之北矣。或曰：「贼势众，而我首以轻兵犯之，成败可见也，四方勤王之师遂将解体。不若小驻泛水，以图全胜」。公曰：「吾以数千之兵迟回不进，形见情诎，祗取败焉。贼孤军深入，日虑援兵之至。今若径去，彼此莫测，第使一骑到城门，则京师之气自振，何患于贼」！渊圣闻公至，诏开安上门，遣尚书右丞李纲出迎。宰相李邦彦等请降诏敕付师道，金人和议已定，敢言战者族。是夜与宰执同见上于福宁殿，上曰：「今日之事，卿意如何」？公但曰：「女真不知兵，使其知兵，岂有孤军深入人境，而能善其归乎」？上曰：「业已讲好矣」。公曰：「臣以军旅之事事陛下，馀非所敢知也」。即除公检校少傅、同知枢密院事兼安抚使。公因雄州之役，忧恚成疾，勉强到阙，恩许免拜，肩舆入朝，家人掖升殿，仍免随班。明日虏使王汭陛对，稍如礼，上顾笑曰：「彼为卿故也」！自虏人渡河，诸门尽闭，市无薪菜。公请启西壁南壁，听出入如常时，人情始安。又请缓给金币，禁游骑，不敢远掠，候彼惰归，扼之于河，众可歼也。公素简默，执政见其所陈止此，颇易之。前日举朝是和议，独李纲非之，上以其书生，弗坚用也。至是与公意合，凡愿有为者，皆奋袂纵臾，上亦以贼为不足平也。山西望族惟种与姚，而二家子弟每不相下。师中时为秦凤帅，平仲之父古为熙河帅，皆以兵入援。秦凤之兵次舍熙河，尚未至，平仲恐功名之会独归于种氏也，心忌之，乃以士不得速战，有怨言达于上。公置司都城西驿，而平仲驻兵于金明池，因授旨，城外兵马缓急尽听姚平仲节制，而劫寨之策遂行。上一日遣使者五辈促公战，公附奏曰：「陛下先以议和，又遣亲王宰相为质，又敕言战者族。今战，胜负未可知也，他日诸公必以臣为说，愿诏执政大臣熟议可否」。乃与李邦彦、李纲及知枢密院事吴敏同对于福宁殿，亦命姚平仲入。邦彦等以为可击，无异词，上问兵期，公请过春分节。是时相去七八日，上以为缓。公平日未尝询日者之言，盖欲俟师中之至以付之耳。平仲探知其意，急欲成功。后数日用兵不利，上曰：「朕误于听用，非卿之罪」。乃独黜纲焉。凡主和者稍复振，都堂晚聚，公曰：「胜败兵家之常，正当再击耳」。诸公惎之，都人愤焉，群噪于宣德门外。纲既复位，而知公初未尝被逐也，乃已。自是和战之论抢攘衡决矣。斡离不既归，即罢公为中太一宫使，俾五日一到都堂议事。靖康覃恩，迁检校少师。少日，复除同知枢密院事，仍拜太尉、镇洮军节度使、充河北路宣谕使。又改宣抚使，驻军济州，实未尝有兵也。公请会山东、陕西、京畿之兵屯于青、沧、济、卫之域，预为防秋之计。诸公以金人重载初还，岂易再来，不足自扰费也。既而种师中死于榆次，姚古败于盘陀，朝廷始震，促召公还。上虽厚其恩礼，而执政方欲挤李纲使去，不复有用公之意。公亦失爱弟，力请退休，遂罢宣抚使，令二日一到枢密院。用李纲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，寻以败绩被罪，而太原亦相继不守。复遣公以枢臣巡边，盖诸公新逐李纲，恐上有疑焉也。公实不可行，强之使去，驻于河阳。金使王汭至燕山，倨甚。度知虏情必大举入寇，即疏请驾幸长安以避其锋。守禦战斗之事本非万乘所宜，任责在将帅可也。朝廷以为怯，复召还。既至，不能入见，上遣中使挟医劳问无虚日。是年十月二十九日薨于赐第之正寝，享年七十有六。上临哭之恸，辍视朝五日，赐衣衾棺椁、龙脑麝脐以殓，赠开府仪同三司。今上即位，再赠太保，告词略曰：「昔在燕山之役，每忤权臣；至于靖康之初，首陈善计。谋既沮于和议，功莫遂于战成。饮恨而终，昌言犹在」。太常议谥忠宪，以心笃国家之念，材兼文武之资也。建炎元年六月十五日葬于万年县神禾原。公娶尹氏，赠宜春郡夫人。男浩，迪功郎；溪，保义郎、閤门祗候，皆已官而卒。孙彦崇、彦崧。彦崇死于兵，彦崧早夭。朝廷命其侄浤奉祀。公初名建中，避建中靖国年号，改师极，徽宗又特命名师道。公色庄气壮，顾视有威，寡言笑，谨许可，量度阔远，接物至诚，为族党乡里推重。开府公每以公辅期之，识者不以为过。少从横渠张载学，多见前辈长者，练达事务，洞晓古今。故用之为州县，则吏畏民爱，善政可纪；用之为监司，则百城耸畏而不敢犯法；用之为将帅，则朝廷尊重，夷狄慑伏。不用则退处田间，虽畦丁耕叟，皆得其欢心。盖所学非徒为章句，而所行不徇于流俗也。晚年既登枢路，天下之人想望风采，而公病已深矣。重以朝廷无事几二百年，士夫无有略知兵者，闻公之谋笑且疑。而公精神已衰，又不能大振发之，使其退听。此有志之士所以叹息，至今而不能已也，天亦岂无意哉！靖康之冬，粘罕、斡离不荐犯宫阙，二圣北狩，百寮臣贼，而公从容牖下，晚节昭著，善乎始终。不憖遗一老，俾寿而康，以中兴于王室，此其难谌也。宣和八年冬，彦质被召，来自西路，与公相值于巩，过郑，乃闻朝廷许割三镇之地。继而有旨，俾勤王之师未得逼近都城。公得书叹曰：「吾曹奔驰而来，朝廷犹讶其缓援」。书者云云，命亟杀之。明日过板桥，去京城才数里，而虏人方知其夜令姚平仲屯兵于金明池，众疑焉。公曰：「蕞尔之兵，直行空旷之地，必为敌所窥矣。此兵家之用巧，不得不尔」。其后获谍者，虏人亦称其智焉。姚平仲败，士民汹汹，见公颜色晏然，若无事者，乃定。顷年有客从公讨贼，而二卒罢卧于道，见而问之，病。既去，复命戮之。客以问公，公曰：「问为误也，不戮则人相效，不用命矣」。及其治民，惟恐其伤。童贯初欲平陕西物价，以低昂钱法。帅臣徐处仁以钱昂，坐异议贬，民间哄然为之罢市。公遽下令，议法未定，姑用金银准折，由是泾原一路独不失所。少日，部使者以钱通流，约同剡奏，乃谢不可，曰：「吾邦盖不尔也」。郡阁空虚至阅数月，讼事至庭，取笔书牒尾，有罪即笞挞，若训子弟，无涉时留禁者。胥吏告缓急事业，或俾军典以主之。筑塞乐园于怀德之郊，春秋从宾客鸣鼓吹笙。邦人携酒肴群坐，择胜童儿骑竹马以寿使君，熙熙然，不知其在穷边极塞也。平凉士民相与起生祠，塑公像而事之。及闻公薨，作佛事，荐酒食，过期乃罢。虏人初入都城也，求吴敏、李纲、刘韐、折彦质与公。公既不可得，乃取公之侄承议郎洌。洌见韩昉，昉虏中要人也，曰：「顷在雄州，邂逅一见枢密，若用其言，断无今日之事。燕山收复碑犹在，诋訾为甚，今始知悉忠义矣。君亦何罪留此」？时刘韐在旁屡叹。虏人既退，洌等始奉公柩出都，三遇群盗，皆列拜致奠而去。与之金币不受，同行获免者甚众。《易》曰：「知微知彰，知柔知刚，万夫之望」。于公见之矣，顾何施而不可哉！彦质尝铭端儒之墓矣，今复获状公行，文字荒浅，不足以纪昆仲之盛德大节。然神明临之，辞无愧焉者，或庶几尔。从事于西州也，凡所施为而先人实同之，其后彦质复佐公幕府，识公最早，得公行事最详云。谨状。

今月十七日，伏观皇帝陛下亲飨太庙，至徽宗皇帝室，永怀光烈，泪落入俎。暨还版位，侍臣进巾，沾洒不已。及申饬太常，勿减节乐。乐节，虽请还小次，而圣躬益庄，拱立以俟礼成。臣叨相盛仪，瞻仰圣孝，乞宣付史馆。

勘会今来郊祀大礼，其合用乐曲内，太庙行礼徽宗皇帝酌献一曲系御制，并其乐章及鼓吹词曲。今来改月行礼，节候不同，亦合修润。欲乞从本寺具申学士院修润，降下教习。

右中奉大夫、直秘阁朱公师实，赠右大中大夫。宣、政时，以政事之材称天下。漕京西，最诸路，尤有能名。徽宗皇帝召见，进内阁，赐三品服，眷顾甚宠。享寿八十，以绍兴癸亥终于华亭私第。其子右承议郎󶆯，翻阅故书，得诸公往来帖，自唐丞相以下数十人，皆一时贵达。联为二大卷，出以示余，曰：「先公为部刺史时，某方在襁褓，所交名公巨卿、高人胜士，皆不及见也。先公捐弃诸孤，冢土未乾，二兄亦相次下世。距今二十五年，图书散落，仅存十之一二，而笔墨之精，言语之妙，犹足以想见风采。故命工装潢椟藏之，以遗子孙何如」？余曰：「昔柳子厚记先友，凡天下之善士举集焉。谓今世之言交者以为端，故悉书所尤厚者于石表之背。今承议公录藏先交片纸尺牍无遗，在其意岂异也？古人师慕贤达，听想风声，故有存昌歜以追嗜好，憩甘棠以诵遗爱，而况先朝宰执侍从手泽之在竹素者，墨色粲然，如出其时，如见其人者乎！乾道岁次戊子，重午日，具位孙某记。

政和二年春，徽宗策进士于廷，今翰林学士莫公擢第一，年二十有二矣。居亡几，公之皇考少卿公以兵部外郎从卿贰奏事殿上，公是日亦以除官入谢，父子在廷。徽宗望见公，顾谓少卿曰：「某，朕所亲擢，条奏数千言，俊迈过人，老于文学者皆不逮，而人物秀整亦可喜，卿可谓能教子矣」。嘉叹久之。少卿顿首谢。公既自以布衣发策魁天下，视天子为知己，挺立󲦤绅间益自重，澹然无所谐。已乃登册府，尚符玺，为柱下史。且大用矣，宰相终以不附己出公于外，而少卿亦下世。更六七年，召还，为国子司业、试中书舍人，入翰林为学士。诏令坦明，一时巨公以文章自名如王履道、翟公巽者，皆叹异之。余一日遇公，公出《内外制》凡若干篇，属余为之叙。孔子曰：「辞达而已矣」。世固有心能知之而不能传之以言，口能传之而不能应之以手。心能知之，口能传之，而手又能应之，夫是之谓辞达。自唐以来，常、杨、燕、许之伦号称大手笔者，固不乏人，若夫得于心，应于手，朝出九重，暮行万里，风动草偃，山鸣谷应，人人晓然，如推置赤心于其腹中者，惟陆宣公一人为然。公学力雄赡，思致远发，落笔千言，坌然涌出，若有所相。自宣和讫靖康，大典册多出公手，四方传诵，号为称职。余尝见宣和閒词臣草从官书命，莫有中上意者，制词往往多自中出。徽宗进二婕妤，会公当制，是夕御札趣进告甚急。翌日，对辅臣称善，有「词垣得人」之语。已而选用从臣押皇子生日赐物，上曰：「无逾某矣」。遂命公。翰林故事，以学士二员分直，朝廷有大除拜，过二制而上，则并召二员者，谓之双宣。公尝以中书舍人直学士院，一夕召公独草六制，宰相吴敏欲因是以危公，公解衣据案，一挥而就。宣制之日，公适入对，渊圣嘉叹久之。才数日，宸笔下中书，命公为翰林学士。敏初欲抑公而更进，于是惭沮失色。某之仕与公并时，而公为先达。去国二十年，每读公书，而先朝文物之盛炳然在目，叙事详实，不侈不浮，盖孔子所谓辞达者，遂论次以为公书首。

南丰曾氏，太平兴国中谏议大夫、密国公讳致尧者，以文章有大名，著《仙凫书》、《西陲要纪》、《中台志》等书百八十馀卷藏于家。欧阳文忠公铭其碑。有子曰太常博士鲁国公讳易占，能传父学，著时议数十万言，皆当世要务。将献之朝，行次南京，遇疾卒，不果上。荆国王文公志其墓。生六子，多知名，而三人尤称于天下：曰中书舍人巩，以文儒道德为学者宗，号南丰先生；曰右丞相布，以正言直道历事三朝，有勋有劳，在受遗之籍，谥文肃；曰翰林学士肇，高文硕学，出处大节与先生齐名，谥文昭。皆有文集行于世。今宝文公，丞相第四子也，讳纡，字公卷。年甫八岁，南丰先生授以韩吏部诗，一览而诵。先生喜曰：「曾氏代不乏人矣」。既冠，学成。文昭读其文，大惊曰：「文才出于天分，可省学问之半」。于是吏部尚书彭公汝砺、翰林学士邓公温伯举试制策。未几科废，不果召。公时少年，以大臣子积习名教，无一点贵游骄吝之气。属文辞，落笔千言，指事析理，命物托论，證据古今，出入经史，俊壮豪健如走阪丸，如建瓴水，疏畅条达无间断，无艰难辛苦之态。一时老师宿学、名人巨公，交口誉叹，谓公他日必以大手笔继文肃、文昭之后。徽宗践祚，改元建中靖国，文肃拜右丞相，悉召陈瓘、邹浩、龚夬等为台谏官，而蔡京尝朋附邢恕，诬诋宣仁太后，为大奸慝，不去，必乱天下，首斥去之。居亡几，京入相，兴大狱，修故怨，公父子皆抵罪，徙置湖海。终京之世二十五年，而曾氏子孙无一人仕于朝。京死，朝廷稍进公守方州，刺一路。且出为世用矣，而京党李光诬奏公为真州通判时聘籍中一妓为妾，知楚州时交中贵人冒锡带之宠，又免所居官去。久之，公移书宰相，有云：「内府兼金，何曾入梦？淮南别乘，恐是前身」。以斥光之妄，庙堂传笑，以为口实。公文章固自守家法，而学诗以母夫人鲁国魏氏为师。句法清丽，绝去刀尺，有古诗之风。黄庭坚鲁直迁宜州，道出零陵，得公《江樾书事》二小诗，爱之，书团扇上，诸诗人莫能辨也。呜呼！公之文足以书典册，公之诗足以记雅颂，而卒不遇以死。彼处从官大臣之列，而功德不足以堪之，姑为说以自恕者。公虽不遇于世，亦何恨哉？公中子忻，奉议郎、兴化军通判，集公诗文为十卷，诒书先友孙某为之序。宣和初，公倅京口，摄府事，郡有西楼，公撤而新之，为文记其成。雄词桀句，殆与楼称。余与坐客韩驹子苍、张忞处文舍人三读称叹。其辨言章一启，乃与范丞相者，今皆不见于集中，则知公诗文遗落者尚多也。公州里世次、历官行事，已有龙图阁直学士汪藻彦章识其葬，故不著。

余里人康棣，初释进士褐，主河朔一县簿。时吕颐浩为本路提举官，棣尝献书谄颐浩为宰相。是时徽宗临御，公卿侍从皆极天下人物之选，而颐浩貌寝陋，山东啖枣栗一氓尔。然明受之乱，颐浩遂相，时余领户部。工部尚书王绹唐公诣府白事，棣亦自泗州司录罢还在坐。颐浩顾棣昌言曰：「公在河朔，遗书颐浩，以宰相见许，何以知之」？棣恍然不复记省，徐起曰：「相公才堪宰相，天下之望，非某之私也」。颐浩大喜。旬日间，棣凡三迁至提举官。余闻，语唐公曰：「公闻相君与棣语乎」？曰：「然。书生为佞，拟非其伦，从口而如梦中语耳。而相君记忆以待今日之验，正恐后来相师成风，将得罪于贤者」。比观东平吕公翰墨之馀，书数事遗外曾孙李皓，中有：「书问褒称之词，须近情实，不可太过，太过则人以为谄，近于侮玩，不可不知也」。余三复其言，俾录示子孙，书绅以为法。绍兴庚午三月二十二日，晋陵孙某书。

十公者，信州弋阳周氏，讳文垣，字履道。古者，天子之三公称公；诸侯入为王，卿士出而就国者称公；而年高德卲，为一乡之望者亦称公。十公无爵位，而以年德为闾里所宗者也。十公生于淳化甲午，没于熙宁戊申，年七十有五。尝砻一石，属诸子孙曰：「周氏聚族数千指，吾事尊拊幼，举䜣然如一人。吾辟田殖其家，专用一诚，未尝以诈力罔人秋毫之利，自幼壮逮老如一日，后世子孙，将有大吾门者，则署吾行事，志之石。吾岂好名者？欲使汝等知为善必报，以自勉焉耳」。公生三子：曰仅、曰汝谐、曰备。汝谐始以儒学为名进士。九孙：曰宗武、曰公才、曰赓、曰存、曰宗择、曰孚先、曰知雄、曰通、曰在安。曾孙三十人，玄孙七十四人。知雄随计试礼部，不合，后以特奏恩主韶州乐昌簿。子曰庭俊，右朝请郎致仕，赐服金紫。庭俊之子曰执羔，宣和末徽宗皇帝策士于廷，擢第二，历事三朝，被遇今天子，拜吏部侍郎，以忠厚谅直称天下，今以左朝奉大夫充敷文阁待制、知饶州。朝请公以侍郎贵，九封至今官，年八十七，神明不衰，饮食卧起如少壮时，寿禄未可知也。十公五世孙曰訚，右承奉郎，监建康府行宫杂买场；曰闳，右修职郎，监潭州南岳庙：皆饶州子也。一日，朝请公谓侍郎曰：「十公下世九十年，汝一旦遭遇，入持从橐，出总藩符，天子疏恩，自汝父母妻以及诸子皆有禄位，一门光显矣，盍奉十公先令书而刻之石乎」？于是侍郎以书抵故人孙某，请为之辞。十公生十岁而丧母吴氏，不食肉饮酒，哀号思慕，已如成人。尝从外氏卜葬地，夜梦人谓公曰：「翌日，山下有雉飞出，即汝母葬处也」。黎旦以告外氏。行次范桥，果见一雉决起草莽中，众惊异之，遂葬其处。事继母至孝，意所向辄逆知之，母喜而称之曰：「吾儿不逮也」。诸弟治私橐，公曰：「吾号家督，不可为此」。弊衣粝食，不以一发私其身。居亡几，赀聚沛然，三倍其故，遂丰其家。它日分财，公又推所得者三之一，以奉二叔。每市田宅，未尝贱取，皆予善贾，意满而去。有傅程者鬻田，牙侩胡满已评直若干矣。公诣田所，视满所估，益五之一，书券给直，程惊谢，大过所望。山田高仰，率潴水为堂以备旱，多寡先后有约。公命先溉寡妇者，馀田以次受水如约。田客牛羊犯人禾稼，田主蹋门诟骂，公戒勿校，甚者偿之。又书一纸为家训，凡田园耕敛，子孙问学，供上之输，宾祭之具，吉凶庆吊之仪，皆有法，至今世世守之。而行事终始，距今五世，独传于父老之口，故所次止于如此。余闻古语曰：「一岁种之以谷，十岁种之以木，百岁种之以德」。盛德之士，积善在身，不食其报，留为子孙数世之用，垂裕延鸿，挺生贤佐，出入将相，冠冕蝉连，为天下巨室，如于公之门闾，王氏之三槐，封之殖之，责报于百年后，若符契之合。十公者，种德艺善，具一石以待后世之兴；更四世，而侍郎公以儒学起家，决殊科，登法从，奉使典州，方为世用。咸曰：耿耿祉哉，书而刻之。章示祖烈，不可诬也。十公娶乐氏，先卒，比议葬，有地学王九皋者卜一穴于前田原口，掘地深尺馀，瘗一木识之以告，公不谓然。九皋叹曰：「惜也」。公之子入白：「何惮一行」！公行至其处，周览四顾，曰：「此是耶」？发地视之，得九皋所识木，遂葬。后三年，当熙宁元年正月十日，公卒。以其年十一月合祔于乐夫人之墓。呜呼！善恶必报如影响。一善言，千里应之；一善行，十世宥之。不在其身，在其子孙，必矣！世之人登龙断，争锥刀，逐利目前，朝不及夕，汎汎焉如浮沤聚沫，曾未转眄也，不见踪迹。十公以孝事亲，以恩睦族，以廉治财，以信待物，以俭持身，以仁恤下，皆士君子之所当行，固无独言异行、离世駴俗之事，而待天之报，如取诸囊中，故自曾、玄至五世孙，殆数百人。周氏之兴，盖未艾也。书之岂特示子孙，为善之报，又可以贻其乡里。绍兴三十年，岁次庚辰，二月日，晋陵孙某记（《鸿庆居士文集》卷二三。）。